内容简介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世道与人心》的主角是求道者或知识分子,他们专注于治心,或继往圣绝学,或开一代新风,或以身作则,成就全新的人格。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碰撞、激荡,对于代表“道统”的中国知识人而言,似乎永远存在着选择的问题,儒释道耶回,哪一种才是个体安顿和文明转型的药方?作者将这种艰难的摸索与蜕变称为“被闷熟的成长历程”,而书中从龚自珍到顾准的人物谱系,正是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轨迹。

作者简介

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当代zui重要的思想者之一,被称为“当代中国zui富有思想冲击力、zui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老子传》《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家世》《大时间:重新发现易经》《东方圣典》(主编)等。

目录

自序 应是鸿蒙借君手/001

为天地立心
武 训:回向尘世的圣愚/003
王凤仪:儒家的慧能/013
袁焕仙:轨万有之一行/023
龚自珍:衰世中的诗人/029
宋 恕:罪己与问人/044
弘 一:性命呈万有/050
熊十力:天不丧斯文/061
陈寅恪:大成至学/072
梁漱溟:直道行时自觉者/090
王明道:我必得见他的公义/102
林同济:人格与价值/109

为生民立命
张 謇:天地之大德曰生/117
王闿运:最后的帝王师/133
徐继畬:睁眼看世界/141
严 复:新知旧法之间/148
蒋光慈:当文学遇到革命/152
闻一多:多面真名士/164
顾 准:我已经哭过了/169
钱理群:告别的时刻到了/177
晏阳初:人类之子/188

为往圣继绝学
黄 侃:何敢特立而独行/209
刘文典:狂与真/219
吴清源:超男的神话/223
蒋廷黻:权宜的人生事业/227
傅斯年:阳气不足的知识精英/236
丁文江:学术与政治/243
张荫麟:历史学家的识见/256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264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271
何炳棣:家天下中的个人关怀/275
唐德刚:自立而后立言/282

精彩书摘

李叔同:性命呈万有
民国以来不断有四公子、京城四少之说,他们因为家世、际遇而较早地展露其才华,但多数也终于公子状态、止于少年才气。少年李叔同就是这样一个公子哥儿。他的父亲曾经在吏部做官,后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富有。李叔同天生聪慧,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等,对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学填词、书法。他的聪明才情在十八九岁时,就已经发展到巅峰了。
但跟公子哥儿们不同的是,李叔同不仅得了中国文化的形,还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即使生活在小康状态,他也必须有社会关怀,忧时伤世;李叔同在优哉游哉之际写下了大量忧国忧民,充满入世精神,甚至带有愤世嫉俗激进色彩的诗文。康梁变法失败后,十八岁的李叔同到上海刻印明志:“南海康梁是吾师!”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谱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1905年,二十五岁的他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东渡日本留学。首先在学校补习日文,同时独立编辑《音乐小杂志》,又编有《国学唱歌集》一册。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他还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和作曲理论;同时又师从日本戏剧家研究新剧的演技,与同学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10年毕业回国,任职天津高等工业学堂图案教员。1913年,上海《太平洋报》创刊,李叔同被聘副刊画报主编。《太平洋报》停办后,应老友经亨颐之聘,到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改名李息,号息翁。他在浙江第一师范初任教时写过《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西洋乐器种类概况》《石膏模型用法》,介绍西洋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知识。他教的图画,采用过石膏像和人体写生,在国内艺术教育上是一个创举。音乐方面,他利用西洋名曲作了许多名歌,同时又自己作歌、作曲,对学生灌输了新音乐的思想。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就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
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跟夏丏尊、马一浮等人来往密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佛教产生了兴趣。1917年旧历正月初八,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忽然发心在虎跑定慧寺出家,李叔同恰好也在那里,他目击当时的一切,大受感动,也就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
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决心至虎跑定慧寺皈依师从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

梁漱溟:直道行时自觉者
梁漱溟在北京长大,受家人宠爱,到六岁时还不会穿裤子。他上了四所小学,学的都是初浅的知识。但他一旦开智启蒙,就开始了自我求知之路。
十四岁时,梁漱溟开始思考人生苦乐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家境尚好,受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这种思考与佛学合拍,因此梁漱溟拼命看佛书,在佛学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十八岁时,梁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三十岁一直想出家。
在中学期间,梁漱溟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其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成册,冠名“郭师语录”。被人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但梁漱溟却珍惜这一经历,他曾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个人是同学甄元熙,甄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先生的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在外人看来荒诞不经,这一类的举动也几乎伴随了他一生。1942年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但考察梁先生行迹,我们可以肯定,他的这种言论,绝非出于狂妄,也非出于自恋,而是人格的自我期许,是对自我精进的要求。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听众付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主意是梁漱溟自己想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主动关心那些没钱的学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唐君毅,因故没听,就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同时他又好布施,自己花销少,却经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的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

顾 准:我已经哭过了
二十多年来,“顾准热”几乎没有消退过。但二十多年来,能像顾准那样活出一种时代命题的人格和思想仍有待人们去发现、传播。这是“群集环境”的悲哀,当其中的歌咏队员在歌颂前贤时,当代的精神正在受难,当粉丝们颂扬同代流行的一如成功人士般的才学时,时代的“牺牲”仍在无人闻问地献祭。
文明的阶段性演进多是以新的悲剧终结前一个悲剧。前悲剧中的角色经过沉淀开始示现其实相,而新悲剧中的角色还在名相中沉沦,在本能中匍匐在时势权力之下。布罗茨基说过这类悲剧,它无非是社会或年代沿革路线的一时变易。时过境迁,粉丝及其时贤偶像都会过去,被消费的前贤仍是难以企及的悲剧英雄。布氏说:“在真正的悲剧中,毁灭的不是英雄,而是歌队。”
我最初听到顾准的名字大概是九十年代初,那时常到舒芜先生家聊天,有一次听他讲到“文革”革掉文化,大家都是人格矮化的政治难民,很少有人活出了自己,但有一个叫顾准的人了不起。他在最黑暗的年代能够反思革命、理想主义,是一个圣徒。从舒芜先生的话语里,我听到了他的丝丝遗憾,后来明白那是反求诸己的懊悔、惭愧。我那时年轻,正有些理想主义,对顾准要回到“经验主义”的反思并没有多少兴趣,但对他的“反潮流”精神和人格力量仍敬佩不已。
我翻读顾准的文字,朴实、思辨、真诚,有早期革命党人的理想情怀和力道。毫无疑问,顾准是性情中人,“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文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顾准是思想家,他们那一代人的知识储存中,很重要的一块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们的思辨文风也给了他们影响,但他们中能够跳出马克思影响的人不多。因此,我也一度以或苛刻或宽容的眼光去看顾准的文字,最后的结论是,他的生活值得致敬,他的心路值得同道者读取,他的言路思路对今天读者心智的挑战、启迪,似乎是不够的。很久以后,一个朋友说起顾准一类的思想者,说他们在极端年代言说的常识,对后极端年代的人已经不构成智力的意义,他们更具有符号一类的意义。这也是一些“知识的傲慢”对顾准们挑剔的原因之一。
但顾准仍有革命党人和傲慢的知识人所不及之处,那就是他眼里无权威。一些知识人掉书袋不说,甚至言必称引政治宗教权威、文化权威,等而下之称引流行或说当令的大咖。但顾准是他自己,在诗人认斯大林为爸爸的年代,顾准批评斯大林,说他“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顾准确实没有为后人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但他学以致用的能力却为很多人所不及,如他在“文革”前极为精准的预言:“中国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我对顾准的阅读是很表面的,读其书,想其人,我能够同情地理解他,但他也太有局限了,太“单向度”了。文明史的丰富性、人性的复杂,在他那里,只有智力可以顾及或无须抵达。他一生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睁眼即要过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生活,但1970年9月16日的日记,顾准写道:“休息日无事可做,处于无思虑状态,这是第一次。”这就是他那一代革命者、思想者的精神。他可能难以想象孔子的话,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他可能难以理解中国文化,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追求意义大概是顾准那几代人的人生使命。就像高尔泰给北岛看他在牢改营里写的文字,比火柴盒稍大的纸片上,是上万的文字,这是他在非人状态里的人性思考,即使当时毫无希望得见天日,他也要用文字建立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因此,在这里引证孔子或中国文化的高明就不免轻薄,须知顾准和高尔泰们是在地狱般的情境里做出担当的。
1971年元旦,顾准感慨:“老了,没有年轻时迎新的豪情和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了。昨晚深夜不寐,萦绕于心的是炉子会不会灭,和吃饭等一些生活琐事。而今天早晨看炉子是灭了,晨九时半匆匆去看表演,一下子加了太多混煤,炉子又灭了第二次。可见即使是我萦系于心的事情,在这新一年的第一天中也是极不顺利的。有时也想到,我这一生恐怕已经算做了结论,以后是残生余年,无复可产任何贡献之处,活下去不过是活下去而已……”而在七年前,顾准翻译过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熊氏说过,“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活出顾准那样的人生,究竟值不值得?顾准可能想过这一问题,但他还是那样活了。只有对自己时代有清楚认知的人才明白顾准的平易而健康、温情而坚定。2005年,我出版了《非常道》,收录了顾准的几则话语,其中一则是:“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这后一句话,很多人曾引过,但只有度过非常年代的人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如果转型年代的人也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当然更好。
三四年前,我在写作解读易经的《大时间》时,无意中发现人的命卦系统,在梳理北半球上千历史人物时,查出顾准是跟莱布尼茨、米沃什、黑塞、陈寅恪、卡夫卡等人同命,属于大过卦人。大过,是一切建筑乃至上层建筑的脊梁,它孤独地撑起一方天地,承担起全部的重量。但在历史的风暴旋涡中它该如何渡过,如何面对惊涛骇浪?如果有灭顶之灾怎么办?中国的先哲给大过卦系辞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我为这类发现曾经长久地惊奇,但在书中,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准,我只是列入,没有做更多的说明。也许,每一个生命与这个世界(时间和空间)的深刻联系还有待将来揭开其秘密。
顾准经受了岁月的淘洗,只要人们对世界的理解越接近本质,人们对顾准的理解也就越接近真实。在中国生活中,顾准是极少能给人安慰的现代资源。庄子曾有寓言说明人生社会的某种虚妄:伟大的唐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许先生不要;鸸子见过唐尧后来见许由,许由问他,唐尧给你加持了什么?鸸子回答说,伟大的尧对我说,要讲仁义,要讲是非。许先生说,那你何必再来见我!你已经被唐尧的仁义是非洗过脑了,你已经不明白天道了,你只以为假仁假义的人道是对的!
以此寓言来看顾准的一生,宁不让人感慨?!天道好还,但天道在哪里?诗人说过,不要踏过露水,因为有过人夜哭。顾准就是在那黑夜里歌哭人道主义的人。

前言/序言

自序 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粱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来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即使这些材料,仍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世道与人心》删掉了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现,实在是一大因缘。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也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杮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势权力”。这也是我努力向太史公看齐的一个原因,我希望纪传一个人物,不是让读者受到哲理启示或教育什么的,而是引导其人生或生命参与进来,其中有真、有善,有人生或历史百年的罪苦和美感。
 我的“突围”是多方面的。我们当代中国人受教育以来,即对阶级分析烂熟于心,但在今天却很少有人以之观察笔下的人物。研读《易经》时,我明白中国文化也极重“时、位”。对一个人的人生阶段和社会地位不曾有深入了解,我们又怎么谈得上懂人知人?因此,我后来为媒体写了一组文字,只从谋生理财的角度写一个人,这样写时,不免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何以会有那么大的反差。以鲁迅、胡适为例,鲁迅只是温饱有余,中产不足;而胡适则是今天“成功人士”般的文化人都未必比得上的中产,尽管他们都有国士之心力和才能,但身份、地位的选择和差异也对二人的言路思路有影响。我也写过一组商人,职业商人为传统四民社会阶层的末流,但近代以来地位渐起,他们在近代中国起过非常大的作用,我写他们,仍希望落实到个体本位上来,在传统缙绅阶层向土豪或工商文明的栋梁转型的时代,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
 随着对中西文化的深入理解,我对历史人物的关注也自觉转向边缘者。如果说年轻时只以为理想的变法者、改革者、革命者,“五四”青年,现代化的倡导和推动者才活得有意义,才是真理的化身,才是安身立命的正当有效者;后来的我明白,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在立身处世方面有多种选项,他们从每一方向出发都能抵达圆满究竟。正如《世道与人心》几乎只以材料纪传的“儒家慧能”、如慧能一样“目不识丁”的王凤仪老人所说,“真理唯一,但其道路非一”
 我后来也在主流社会关注的人群之外,选择了不少堪称“怪力乱神”的人物,如算命的袁树珊、道教的复兴者陈撄宁、反中医的余云岫等人。尽管“中国逻辑”“反智”一类的说辞仍悬在国人头顶,提醒我们在现代世界生存应立足于可沟通的理性;但怪力乱神是东西方社会都有的现象,是人们仍“日用而不知”的领域。有学者认为,在移动互联带来的多维时空或高维时空里生存,怪力乱神的现象都能为人理解,为人把握。在武训、孙禄堂这样的草根面前,知识精英或许失语无语,但他们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基础。曾有哲人专论本国文化的“圣愚”现象,那么我们中国文化的这一类草根圣贤算是什么现象呢?
 因此,我关注的历史人物从以治世为主,到逐渐侧重治身、治心,我尽可能打捞在中国立身的多样可能。其实,与其说陈撄宁、余云岫治身,梁漱溟、熊十力治心,不如说他们一样在治世。传统的说法,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释道在近代合流,早已使我们中国人从中都获得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落实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过有所侧重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精英算是治世者,边缘人物算是侧重治身治心者。我们今天都知道,这些主流边缘只是一时一地而已,他们都有为我们奉为经典的时候,也有为我们看轻看淡的时候。
人生社会的结构是否只有身、心、世三重?人们能否“跳出三界”?中国文化以为,数成于三。其实在系统结构的三分之外,还有内外、主流边缘的二元分工,时空的四象五行结构。任何一种系统结构只是方便说法,我们今天也都知道,任何分工分类本质上是一体不二的。就如今天大量的“治身”者,他们把日子落实在饮食、养生健身上了,他们未必抵达了陈撄宁、孙禄堂们的治身极致,但他们至少明白了治身如不跟治世结合,治身就不过是雾霾中的呼吸,穹顶下的食色。

 只见其同,不见其异,是一种偏见;只见其异,不见其同,何尝不是一种偏见?在全球化走向“深水区”的今天,有关人类大同的轻狂兴奋似已过去,恐怖主义、权力和技术的管制异化使人对人类及其文化的冲突不免深信少疑。但一如把恐怖主义归咎于某种宗教一样错误,把自家文化或自家信仰当作唯一的“得道者”“救赎者”也是同样罪错的。
钱穆对鲁迅的评论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是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中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他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
 生活在当代社会,我跟大家一样,感受到大陆转型的苦难和文明世界现代性的危机。我多次引用庄子名言,“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但今人难以免除视听恐怖之刑,难以免除空气水源污染之刑,难以免除技术绑架人让人低头示众之刑……个人的权利何以表达?生命的意义如何展现?我经常想起“民胞物与”,想起与时浮沉者,我们如何才能明心见性?
多年前,我曾十来次陪人看过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影片中的埃尔伯特曾有对白:“我想这些人都不渴望自由!……人们渐渐习惯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接受以前所不能容忍的,可能再也不期待改变了!”他说,“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但是正是这样的体制让人更有创作的欲望,写出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才是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作品吧。……有那么多限制,什么都不能尽情表现。活着真没意思。”他后来不堪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选择了自杀。我曾多次想起他的话,以此自勉。后来看一部美国片,看到小镇上的法官对实行“潜规则”的律师说:“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羞耻的事。”极为震动。我想到正常社会的人们都不失自性,都有自信判断人间罪错,他们把羞耻当作羞耻,把罪恶当作罪恶。汉语作家的使命之一仍在于这种自立立人的开智启蒙。
 我中国文化也有明辨是非、自诚而明的伟大个体和伟大时刻,只是在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里,很多人失掉了自性,一些人甚至以一生的时间学舌外界的是非,效颦时势权力的步伐,山寨流行的生活方式,很少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借用黄仲则的名句,乾坤无事入怀抱,应是鸿蒙借君手。这部书里的大部分传主不仅是鸿蒙历史借以书写之手,他们确实书写出了不起的历史文本,他们更是当得起“自己的主人”。在“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诱惑下,年轻的王明道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在革命变异的时代,在众人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顾准探索着跟人类世界的有机联系;后来的新人类们争论谭嗣同活得值不值得时,似乎忘了谭当时大声宣告自己的遗憾和圆满:“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从《世道与人心》中人物立身多有所成可知,做自己的主人不仅可望可即,也有很多道路。
 因此,我诚惶诚恐又当仁不让地向读者奉献这部纪传体作品,我相信在这个“节操碎了”的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立起我们。尽管有人把今天的社会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两大群体,无论成功与否,无论压力山大者还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轻前朝前人,以为我近现代史多为不幸,未曾完成。其实《世道与人心》中的传主们经受的,未必比今人轻浅、狭隘、简单。与其虚拟自己的眼前生活,与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历史文本。其实我中国史展示的,远比我们作家虚构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于人性和神性。“民国热”证实了近现代史是我们可取之不尽的历史遗产。《世道与人心》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人,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其内容丰富未必输于一部或数部长篇小说,或许再过若干代,中国社会集体与天才的个人结合,再度创作出类似《三国》《水浒》一类的近现代杰作。
 我请前人登上供读者阅读观看的舞台,让他们展示一生的片断瞬间,希望人们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们对自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其中很多人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们对人生社会的责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负责本身即是义。的确,书中的传主多当起“义人”之评,但这种“义”不是像人们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样沉重难当,而是极为日常的,是个人身心志的平衡和统一。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对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个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即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人难逃此劫。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无不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来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杨海泉,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
2015年11月15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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