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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城市的士绅化,是指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中心区的更新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空间现象,其特征是城市中产阶级以上阶层取代低收入阶级重新由郊区返回内城(城市中心区)。尼尔?史密斯是西方士绅化理论的开拓者和重要阐释者,而《新城市前沿》则是理解西方城市士绅化及阶级对立的代表性著作。《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对西方发达城市重构和转型的理论阐释和经验总结,对于中国主要城市的旧城改造和转型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内容简介

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是一部有关城市重构和转型的重要学术著作,它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解读了西方主要城市在20世纪的转型努力。传统观点认为,士绅化是新中产阶级出现的结果,是城市生活的一种需求;而《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认为,士绅化是20世纪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巨大转型的一部分。作者巨细无遗地记录了士绅化所造成的新城市前沿的冲突,探讨了城市政策、投资模式、驱逐和无家可归之间的相互联系,并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主义的城市政策已然失败,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繁荣也已结束,20世纪末的城市变得更加黑暗和危险。城市的公共政策与自由市场联合起来,共谋反对少数族裔、劳工、穷人和无家可归者,这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在新兴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士绅化已成为这种复仇政策的一部分。

作者简介

[英国]尼尔?史密斯(NeilSmith,1954—2012),英国地理学家,1982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和地理学特聘教授,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担任地理学教授、当代文化批评中心代理主任。

精彩书评

《新城市前沿》作为一部有关城市士绅化的重要著作,它不仅透彻描述了非常重要的当代城市问题,而且试图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可替代方法。

——《哈佛设计杂志》

史密斯的这部著作行文流畅,叙述清晰,它很好地将士绅化与形塑和重构我们城市的广泛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专业地理学家》

尼尔·史密斯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高产的,也可能是*具说服力的士绅化理论家,他的《新城市前沿》充满了有吸引力的案例研究、富于想象力的历史典故和强有力的论据,对于城市研究的初学者和经验丰富的专家都大有裨益。

——《人口与发展评论》

目录

前言
致谢
导论
第一章“B大道上的阶级斗争”:狂野西部般的下东区
第二章士绅化是个脏词吗?
第一部分构建士绅化的理论
第三章本地视角:从“消费者主权”到租金差距
第四章全球视角:不均衡发展
第五章社会视角:雅皮士与住房
第二部分全球化即本地化
第六章市场、政府与意识形态:费城社会山
第七章第二十二条军规:哈莱姆的士绅化?
第八章普遍性与例外情况:三座欧洲城市
第三部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第九章描绘士绅化前沿
第十章从士绅化到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第十章 从士绅化到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20世纪80年代的乐观精神,就像加长型轿车般先是被1987年的金融危机追尾,两年后又被经济衰退彻底撞毁。房地产经纪人和城市评论家迅速地开始使用“去士绅化”的语言来表示90年代城市变化的明显逆转。“随着房地产繁荣在曾经士绅化的街区相继破裂,”一家报纸的记者写道,

曾经在这些街道呼风唤雨的合作公寓的开发者们和投机者们……都陷入了困境。反过来,这让一些居民抱怨安全性差,房屋维修保养以次充好。有些居民则抱怨因为银行对他们的建筑取消赎回权,曾经价格昂贵的公寓卖不出去了。

“去士绅化,”一位纽约经纪人解释说,“是士绅化进程的一种逆转。”20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不同,“没有对拓荒性的、过渡性的和新近发现地段的需求”。他认为,很少的几宗房地产交易也都集中在“黄金区域”(引自Bagli,1991)。“在70年代,理论上来说,少数士绅化了的地区将有辐射作用,提振邻近地区”,但是“那并没有发生”——另一个评论员说道。人口普查局人口学家拉里·朗说得最直接,“士绅化已经成为过去”(引自Uzelac,1991)。

媒体宣告士绅化已经终结的论调,也开始在学术文献中得到更多的支持,评论家们在任何说到士绅化的情况时通常都比媒体记者说得更平凡无趣。在一篇有关加拿大个案研究的立论清晰的论文中,拉里·伯恩预见到了在那几个城市里“士绅化的灭亡”,他认为,即使是在80年代这些城市中的士绅化也只有很轻微的意义。士绅化“相比于过去,在90年代作为社会变化的空间表达将是不太重要的”(Bourne,1993:103)。他认为,过去的十五年间是

北美地区战后城市发展的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这个时期有婴儿潮、教育水平上升、服务业就业和真实收入快速增长、大量的新建家庭、现房增值、公共部门异常慷慨、建筑环境中的大量(投机性的)私人投资,以及高层次的外国移民。除了最后一种情形,这种环境已经没有了。(Bourne,1993:105—106)

在一座发展更加不均衡、更加两极分化且更加隔离的城市中,“后士绅化时代”将经历“士绅化的比例和影响”大幅下降的现实。

“去士绅化”这个词的出现和士绅化将消亡的预测,是更广泛的“城市衰落话语”中的一部分(Beauregard,1993),这种话语已经重新成为90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城市生活中公众表达的主流。从历史上看,根据博勒加德的看法,这种有关衰落的话语已经“不是对于无可争辩的现实的客观报道”,相反,这种话语“从思想上塑造我们的注意力,为我们应该如何反应找到了理由,也讲述了一个20世纪美国城市命运的故事—清晰易懂、引人入胜、让人放心”(1993:xi)。这种话语在90年代的复兴充满戏剧色彩。在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期间,白人中上层阶级对士绅化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士绅化能够以“开拓者”(主要是白人)的名义收回“新城市前沿”,这种乐观态度在那时候明显调节了有关衰落的话语。而如今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代替它的是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在90年代,有增无减的犯罪、暴力、毒品、失业、移民、腐朽堕落—全都带有恐怖色彩—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城市复仇主义的脚本。19世纪末的法国复仇主义者针对法国人民发起报复和反动攻势(Rutkoff,1981),为目前美国的城市主义提供了最恰当的历史借口。这种复仇式的反城市主义,代表了隐匿在公民道德、家庭美德和街区安全的民粹语言中的对所谓“盗窃”城市的反应,以及在面对一系列特权受到挑战时的拼命防守。最重要的是,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表达了中产和统治阶级白人感受到的种族、阶级和性别恐怖。遭到蹂躏的房产市场、失业的现实威胁、社会服务大量抽离、少数族裔和移民群体的突然出现,以及妇女作为强大的城市行为者出现,所有这些都令白人突然被卡在原位不能动弹。这也预示着他们对少数民族、工人阶级、无家可归者、失业者、妇女、同性恋者以及移民的恶意反应。电视节目声嘶力竭地不断宣扬着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80年代的“黄金时代的士绅化”(B.Williams,1988:107)已经被对日常生活中明显的危险和暴力的痴迷描述所取代。当地新闻节目(如“警察”、“硬拷贝”、“911”等),整个有线频道倾力打造的“法庭电视”、谈话类节目、民兵广播和像拉什·林博这样的新进毒舌,都将欲望与复仇融化成为不安全身份的解药。连续十六个月每天报道O.J.辛普森案的审判以及他最终的无罪释放,这只是进一步巩固了报复性反应的种族拓扑结构,而真正要传递的信息是,阶级和金钱强大到足以取代种族,以及妇女是全方位的失败者。显然,报复欲望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在加州的一群律师和投资者集合起来在付费电视频道上明确提出要“本月执行”。(“生产组……”,1994)

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代表着对一种城市生活的反应,唯利是图且不受控制的激情助长了危险和残酷,一波又一波地不间断复发,这也定义了这种城市生活。其实,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社会关系再生产已经犯下了令人惊愕的错误(Katz,1991c),然而对此的反应却是恶意地重申此前导致这种问题的相同的压迫和规定。“在美国,”吉尔摩尔引用阿米里·巴拉卡的话说道,“真实的和想象的社会关系在最严格的种族/性别等级制度中表达出来,‘再生产’实际上是生产及其副产品,恐惧和愤怒服务于‘改变相同的’,即美国民族主义的本地种族隔离”(Gilmore,1993:26)。

第三世界的城市有很长一段时间在西方被看作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相似类型,自然和人性对堕落和放荡的民众习惯性地采取恶性报复行为。“群众分组”或人口炸弹这类生态反动派和优生学的语言—今天再次死灰复燃—同正义沙漠的潜台词交织在一起:西方媒体上定义这些城市的瘟疫、地震和人类屠杀时都呈现为自然(人类或相反)对人类某些致命缺陷的报复。在里约热内卢的有组织谋杀街童,在孟买的印度教徒大肆屠杀穆斯林,在南非德班的选举前屠杀(冒充是部落战争,但南非安全部队火上浇油),在巴格达因为美国于1991年和1993年的野蛮轰炸后产生的混乱,以及在卢旺达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和其他许多戏剧性事件让第三世界城市在西方观众心中留下了固有的观点,认为这些地方即便不是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生不同寻常的暴力事件,至少也是天生充满了报复性的、可悲的但往往又有正当理由的暴力。但是,90年代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更多的是关于如何重新发现城市中的敌人。

现在回想起来,在1987年出版的《夜都迷情》中,汤姆·沃尔夫对纽约进行的深入剖析和描绘,已经引人瞩目地宣告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出现。这《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以及后来被搬上银幕的同名好莱坞电影,讲述了一个昔日的“宇宙之主”衰亡的故事—一个华尔街交易员的世界由内部崩溃的故事。在这个对80年代纽约急剧转型过程的重大事件和人物多加揶揄的故事中,虚构的主人公谢尔曼·麦考伊是上流社会体面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清教徒后代,住在花园大道,似乎无意之间成为一个从麦考伊和他的阶级那里偷走的世界的受害者。在遥远的布朗克斯发生了一起黑人少年死亡的车祸之后,麦考伊开始面对一个由移民、新上位的强势少数族裔政客和牧师、布朗克斯法院的卡夫卡式法律官僚所组成的世界。尽管他所在的阶级强而有力,尽管他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尽管他有数以百万计的金钱—沃尔夫猜想,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它们—他却无法从一桩他甚至都没有犯下的罪恶的负面影响中摆脱出来。沃尔夫保留了主人公对哈莱姆教堂中的非洲裔黑人教士的厌恶之情,很容易辨认出来这是以一个真实人物为蓝本的。然而,不管他对麦考伊的阶级自大的起诉书抱有多大的讽刺意味,《夜都迷情》仍然是一个上流社会白人男性在一个不再由他完全控制的世界中毫无道理地成为受害者的故事。

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出现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许多变种。一家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杂志转载了迈阿密作家卡尔·哈森的作品,他的犯罪小说描绘了耸人听闻的“迈阿密罪恶”。哈森自己是第二代挪威移民,在他看来,迈阿密的罪恶直接源自人口过剩:

直到我们得到一些喘息的空间,直到这里的人口规模变得足够容易管理,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打算拯救这个地方。这里的生态无法支持400万生灵。没有足够的水,没有足够的土地。我们已经如此紧密地被捆扎在一起,所以现在这种可怕的暴力犯罪一下子爆发了出来。它可能是以某个夏天的种族暴乱的形式出现;它可能只是随机杀人。我怀疑很多人十年或十五年前搬到这里时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得给窗户钉上防护栏,去趟杂货店得随身带上钉锤,要担心被车劫持或者从机场回家的路上被人抢劫。这都是因为人太他妈的多了。(引自Rudbeck,1994:55)

虽然说主要的少数族裔移民(来自海地、古巴、哥伦比亚、加勒比及拉丁美洲其他地方的移民)是哈森的首要打击目标,但他并不是坚定的种族主义者。“就我而言,”他在提到马可这个吸引了大量欧洲、加拿大和美国中西部游客以及加勒比和拉丁美洲人的度假胜地时说道,“这将是一个战术核打击的好地方。”(第54页)

将犯罪、移民和“人口过剩”歇斯底里地扯在一起,这种方式也许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小报文章,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肯定不好。犯罪已成为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核心标志,更何况对犯罪的恐惧和现实是不同步的。“犯罪已经超越医保和‘经济’成为当前公众的最大焦虑,”露丝·威尔逊·吉尔摩尔这样认为,

即使有很多报告都提到近年来平均犯罪率已经在下降,然而在当代美国,犯罪起到了双重转移作用。首先,在工资越来越难挣的时候,犯罪是人们生活混乱的症候……其次,通过识别出敌人,只要将其镇压下去就会恢复安全,转移因为经济上的不安全感造成的眩晕而给人们带来的恐惧。(Gilmore,1994:3;另见Ekland-Olsonetal.,1992)

发生在东西海岸的两桩事件—都带有阶级和性别缠绕的种族和民族主义特征—象征着在90年代初期美国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出现。洛杉矶在80年代被广泛宣扬为代表了下个世纪全新而本真的太平洋城市生活,然而在1991年,四名警察在残忍殴打罗德尼·金却被判无罪后发生的暴乱,让媒体长期以来习惯性地将“骚乱”简单地解释为黑人攻击白人的努力化为乌有。媒体对暴乱的解释陷入种族偏见的套路,连篇累牍,震耳欲聋,但最终并不成功,因为用迈克·戴维斯的话来说,它是“一次极度混杂的暴乱,可能是美国现代骚乱历史中的第一个多种族暴乱”(DavisinKatz&Smith,1992:19;另见GoodingWilliams,1993)。同样,在洛杉矶暴乱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纽约世贸中心—作为70年代市区重建(和由此涉及的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80年代全球城市化的标志—爆炸案让《火烧摩天楼》电影中的图像变为现实,并引发了媒体追捕“阿拉伯恐怖分子”的排外狂潮(Ross,1994)。虽然大楼的安全系统彻底失败致使其被描述为“病态城市”的“病态建筑”,但世贸中心爆炸案在国际舞台上巩固了美国城市生活与野蛮暴力(恐怖)之间的联系。就连平时精明的批评家保罗·维利里奥也认为世贸中心爆炸案“开创了恐怖主义的新时代”—一个超越过去的想必更好的“恐怖均衡”的“非均衡时代”(Virilio,1994:62)。(这里忍不住要偏一下题,我们过去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即均衡与不均衡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不管怎样,连《纽约时报》都加入了歇斯底里的排外队伍。在报道对外国同谋者的搜寻时,《纽约时报》漫不经心的夸大之词被误以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被控阴谋炸毁纽约市的铃声”(Blumenthal,1994)。这可不仅仅是“曼哈顿工程”那么简单。

两起后来发生的事件不仅进一步巩固了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在美国城市的出现,而且巩固了这种复仇主义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的国际环境。当巴鲁克·戈尔茨坦博士—一个来自加沙西岸定居点的美国犹太人—在1994年2月25日用机枪扫射希伯伦清真寺并且杀死29名参加斋月祈祷的巴勒斯坦人时,《纽约时报》的回应是探讨许多以色列人对大屠杀感受到的情绪骚动和尴尬(Blumenthal,1994)。很少有对这起事件的性质进行系统性的诊断,大多数人将之归罪于戈尔茨坦的“情绪不稳定”—一种不幸的心理状态。相比之下,对于《纽约时报》和它的大部分美国读者来说,被杀害的巴勒斯坦人在媒体报道中连名字都没有—想必也是不重要的;只是作为一种迟来的事后补救,美国新闻界的某些媒体在报道中终于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遇难人数也没有统计(好几天来,人员伤亡报告有人估计是22人,有人估计是43人,好几周之后美国新闻界才杂乱无章地确定29人的官方数字)。

不到一个星期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名枪手对着布鲁克林大桥上一辆坐满正统仪式派犹太人的面包车开枪射击,造成一人死亡。尽管这是一起与之前事件截然相反的暴力事件,但这一事件引起的媒体和公众反应从模式上看与之前的惊人相似。市长朱利安尼和纽约媒体再次把注意力放在生活在纽约的正统犹太人的“愤怒和痛苦”上。他们推测—或者拒绝推测—认为:“攻击可能只是针对几十个穆斯林在希伯伦被杀害而匆匆展开的报复行为。”当纽约市警察局拘捕拉沙德·巴兹后,这样的猜测进一步增加,《纽约时报》确认了巴兹“外国人”的身份—实际上他是签证已经过期的黎巴嫩公民—并指控他谋杀。事实上,这样的指控并没有找到事实联系,但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人们注意巴兹外国人的身份,又让人们觉得这样的联系无处不在:“他的财产包括一串伊斯兰念珠和其他宗教用品,以及一张关于黎巴嫩爆炸案的新闻剪报。”《纽约时报》如是报道说。黎巴嫩,希伯伦:有什么区别吗?

这起案件立刻被宣扬为民族暴行。这个词是很重要的。假如它是夜间发生在布鲁克林区的贝德福德·施托伊弗桑特,这桩案子最多不过是被记录在警方的电脑中,当成一起当地的“飞车枪击”案子。如果涉案双方是非洲裔美国黑人,《纽约时报》甚至都懒得问津,更别提什么上升到全国关注的“暴行”—这不过是又一起贫民区的谋杀案罢了。如果涉案双方可能是同化的美国白人,特别是如果受害人(或枪手)是从某个受人尊敬的上层中产阶级郊区来到纽约市的话,那有可能会引起多一点的媒体报道和焦虑。那么,是什么让布鲁克林大桥杀人案如此具有象征意义呢?除了表明国际政治斗争既在贝鲁特上演也可能发生在纽约街头以外,枪击案证实了一直普遍存在的把内部“敌人”—阿拉伯裔移民—宣布为来自外部的做法。其次,对仪式派犹太人的攻击立刻让大多数犹太人的受害者身份得到恢复,抵消了因为希伯伦大屠杀导致的不和谐影响。

人们迅速而广泛地把这起案子和两年前的皇冠高地案展开了比较。两年前,一名黑人小孩被闯红灯的仪式派犹太年轻人碾死;在随后的骚乱中,一名年轻的澳大利亚仪式派犹太人被打死。在该案中,当地黑人广泛指责警方更加关注保障司机,而不是送孩子去医院,而仪式派成员则指控防暴警察故意不平息随后的暴动。后者的指控针对时任纽约市市长戴维·丁金斯和他的警察局长,这也成为1993年市长竞选的中心议题。新获选的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恰好是白人—也是60年代末期罗伯特·林赛以来的第一位共和党市长,在90年代中期牵头推出了特别的恢复失地运动者的城市政治。

第二个例子是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城联邦大楼的爆炸案,它代表了另一类型的对立面。巨大的爆炸声中有168人遇害,这起案件很快就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宣传为“在美国心脏地带进行的恐怖袭击”,好像在暗示不仅是纽约和洛杉矶的美国人容易受到国际恐怖主义袭击。在爆炸发生之后的几小时里,联邦调查局对据说被目击从现场跑出的“两名中东男子”展开了大规模搜捕。媒体找到各种乐于助人的“专家”,宣称这起爆炸案具有“中东恐怖主义”的所有特征,并以此为证据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阴谋场景。美国穆斯林遭到骚扰,伊斯兰世界内部也有人谴责宗教极端主义者可能是肇事者。有两人凑巧开车去俄克拉荷马希望更快地拿到移民归化局的移民文件,结果被警察抓了,因为其中一个刚从伦敦飞来的年轻人有“中东血统”—两人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而被关押了数天。

过了几天之后,这种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应则被一种令人惊愕的反应所超越。蒂莫西·麦克维—一个从欧洲移民的右翼极端分子,同反政府武装有联系的前陆军军校学员—作为犯罪嫌疑人被拘留了;随后第二个犯罪嫌疑人也被逮捕。尽管有媒体拼命地猜测他们是被人利用了,“中东恐怖分子”才是罪魁祸首,但是越来越明显,应对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责任的人是白人男孩,来自美国中西部而不是中东。“心脏地带的恐怖袭击”因此立刻呈现出更险恶的含义。实际上,这种含义是无法让人在瞬间就接受的。从俄克拉荷马州到华盛顿特区,对许多人来说,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孩子”应该对被广泛宣传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负责—这种想法实在是糟糕透顶。他们似乎在说(某一时刻不经意的自我流露),“国外的阿拉伯人”可能因为仇恨美国而犯下爆炸案,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果是很多官员、记者和受访者脱口而出的“我们自己中的一员”干的,这是无法理解的。话语在一夜之间转变到关注民兵组织成员的心理状态和反政府袭击的非理性上,甚至在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也对此保持沉默—即便国会借助肮脏的反政府言辞主导了对穷人和工人阶级的美国人、妇女、少数民族和移民的恶毒攻击。其结果是,直到政府在对韦科(针对戴维派)采取的致命暴力行为和在红宝石岭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采取的暴力行为举行听证会时,他们才开始挽回形象。

我们对于俄克拉荷马城爆炸事件的这种普遍立场明显有许多疑问。什么才算是“恐怖主义”?哪些被我们故意遗忘了?在美国历史上,奴役和私刑算不算更残酷、更持久的恐怖主义?哪些人可以算作“我们自己”?假如犯罪嫌疑人是黑人而不是白人的话,“我们”和“他们”的解读会不会有所不同?但除了这些,即使是最愤世嫉俗的评论员也可能无法预测国会会突然启动立法程序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针对俄克拉荷马城事件的回应,克林顿政府提出的反恐立法(由国会积极推动)当然包括一刀切地恢复70年代以前联邦调查局广泛使用的监视监听权力。但是,对于政府和立法者们来说,更宝贵的是大量打击“外国恐怖分子”的规定;除了其他规定以外,美国政府有权(几乎是随意的)将某些“外国”组织划为恐怖组织,美国公民成为这些组织成员或者从财政上支持这些组织都是犯罪行为。这些立法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明确的:的确,国内恐怖主义可能是实际上为俄克拉荷马城事件负责的,但那是一个异常情况;外国恐怖分子才是真正的威胁,因此他们才是新的反恐立法的适当目标。

其实,我们很可能会想起梅内赫姆·贝京。在1983年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爆炸事件后,美国国内因此出现一些反犹太人言论时,他说道:“异族人杀死异族人,但他们仍然指责犹太人!”他也因而一举成名。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事件中,美国人杀死美国人,但他们仍然指责“外国人”。

在90年代城市出现的报复反应,代表了80年代末城市乐观主义的破灭。对于许多过去十年中功成名就的雅皮士来说,90年代是经济收缩且许多不切实际的愿望惨淡受挫的时代。对于将雅皮士生活视作力所不能及但心向往之的大多数人来说,真正感到绝望的是1988年至1992年间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萧条不仅影响就业和工资收入,也让房地产行业遭受重创—房地产行业不仅引领经济繁荣,也是经济螺旋式上升的核心象征。就像战后经济繁荣的标志是郊区家庭生活一样,士绅化和城市快节奏生活就是80年代的雅皮士愿望的标志。

当然,这些都不是新鲜的主题。反城市化在美国公众文化中根深蒂固(White&White,197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美国城市描述为丛林和原野—如卡斯特(1976)所言的“狂野之城”—的这类修辞在80年代并没有完全消失,而且常常伴随着与之格格不入的救赎性的士绅化叙述。真正新鲜的是,这一整套的“恐惧和愤怒”(Gilmore,1993:26)言辞在多大程度上再次垄断了城市生活的公共媒体视野,复仇的美国城市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固有的国际产品。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世界贸易中心大厦,美国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拟的边境安全性都已消散。历史上欧洲社会党移民曾被确定为在攻击美国城市民主的组织结构,从而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初出现了城市的反派化,自那以来,美国的反城市化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地受到国际关注。无论是看似巨大突破的核攻击,还是冷战时期的麦卡锡主义,这些都没有让人们产生美国城市化容易受到内部攻击这样的认识;而对于他们来说,60年代的民权运动暴动尽管对城市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挑起了“白人逃亡”这样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表述,但它也只是代表了一个主要同反越战有关的国内问题。

前言/序言

前言
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1893年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958年版)这篇具有典范意义的论文,他提出:

美国的发展所展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线条的前进,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向原始状况的回归,并在那个区域有新的发展。美国社会的发展就这样在边疆持续不断地开始着……在这一进程中,边疆是移民浪潮的前沿,是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荒野被越来越多持续增长的文明线条所渗入。

在特纳看来,开拓边疆,压制荒野与野蛮,其目的是在桀骜的、不合作的自然界中开辟出可居住的空间。这不仅是单纯的空间扩张和物理世界的逐步驯化。开发边疆当然能够达成这些目的,但对特纳来说,它也是定义美国民族性格独特性的核心体验。随着身强力壮的拓荒者每次将边疆向外推进,不仅新的土地被纳入美国版图,而且新的血液也被注入美国民主理想的血脉中。每一波西进的浪潮,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将人性民主化的冲击波传回到东部。
到了20世纪后期,有关荒野和边疆的意象已经不大适用于西部的平原、山脉和森林(西部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可观),反而更适用于美国东部的城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郊区化的兴起,美国城市开始被视为“城市荒野”;城市过去是—如今大多数也仍然是—滋生疾病和混乱、犯罪和腐败、毒品和危险的温床(Warner,1972)。事实上,这些担忧早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就由关注城市“凋敝”和“没落”、内城的“社会弊病”、城市社会的“病理现象”的城市理论家们表达过,简言之,“城市不再是天堂”(Banfeld,1968)。城市被描绘为荒野,或者是更糟糕的描述—“丛林”(Long,1971;Sternlieb,1971;Castells,1976)。比起新闻媒体或社科著述的描绘,这一点在好莱坞的“城市丛林”类型电影中表现得更加形象,比如《金刚》、《西区故事》、《梦断勇士》和《布朗克斯的阿帕奇要塞》这些电影的主题。正如罗伯特?博勒加德(1993)所说,这种“有关没落的话语”主宰了有关城市的讨论。
反城市主义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核心主题。与当初的荒野经验类似,过去的三十年间,人们对城市的印象也经历了从恐惧到浪漫主义的转向,以及从荒野到前沿的城市意象的发展。17世纪的科顿?马瑟和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对森林充满恐惧,将其视为难以穿越的邪恶、危险的荒野、原始之地。但随着森林不断被驯化,及其在日益资本化的人类劳动者手中不断发生变化,特纳较为温和的边疆意象逐渐取代了马瑟的邪恶森林论调。这种乐观主义和扩张的期待与折射出自信与征服感的“前沿”相关联。因此,在20世纪的美国城市中,城市荒野的意象—意味着绝望地放弃—到20世纪60年代(尽管到处都是暴动)已经开始被城市前沿的意象取代。这种转变可以部分追溯到“城市更新”的讨论(Abrams,1965),但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独户式住宅和公寓街区的改造逐渐形成“城市更新”继承者的象征意味而得到强化。在士绅化(gentrifcation)的语言中,对前沿意象的青睐是显而易见的:城市拓荒者、城市自耕农和城市牛仔成了城市前沿新的民间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房地产杂志甚至谈到了“城市侦察员”,他们的工作是去考察高档街区的周边,探察地块是否适合投资,同时还要报告当地居民的友好程度。不那么乐观的评论员则控诉新出现的“城市好汉”与内城的毒品文化有关联。
正如特纳虽然认识到美洲原住民的存在,却将他们看作野蛮荒野的一部分,当代的城市前沿意象也把当下的内城人口视作自己周围环境的自然元素。因此,“城市拓荒者”的术语和“拓荒者”的最初概念一样,显得傲慢自负,因为它暗示着一个还没有社会化的城市;同美洲原住民一样,城市工人阶级并没有被认为是社会的一部分,而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特纳在这一点上说得很清楚,他把边疆称为“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虽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士绅化前沿的论述很少说得那么明确,但是对待内城人口的方式大致相同(Stratton,1977)。
这种相似之处还有很多。对特纳来说,地理上边界线的向西推进与锻造“民族精神”有关。同样的精神期望也在将士绅化看作城市复兴前沿的一片拥护声中得以表达;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新的城市拓荒者被寄予厚望,期待他们能够如当年的前辈那样对萎靡不振的民族精神做出贡献:带领国家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把旧世界的问题都抛在后面。借用一份联邦文件上的话,士绅化的历史使命涉及“在心理上重新体验过去所取得的成功,因为近年来让人失望的事件不断上演,如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能源危机、环境污染、通货膨胀、高利率等”(历史文物保护咨询委员会,1980)。从这里,我们将会看到,从失败的自由主义走到20世纪90年代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仅是很短的一段路程。目前还没有人会真的认为,我们应该把詹姆斯?劳斯(他负责开发了巴尔的摩内港、纽约南街海港及波士顿的法纽尔厅这类风格特异的市中心旅游购物街)视作士绅化的约翰?韦恩,但只要这些项目成为许多城市中心进行士绅化改造的标准,这种说法仍将是相当符合城市前沿话语的。最后,重要的结论是,无论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西部,还是在20世纪末的内城,前沿话语使征服的过程变得合理化、合法化了。
特纳对西部历史研究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他所设立的爱国者历史标准也很难让人忽视。然而,新一代的“修正主义”历史学家已经开始重写边疆的历史。帕特里夏?尼尔森?利默里克在自己对西部好莱坞历史的拨乱反正中察觉到近现代城市对前沿母题的再次挪用:

如果好莱坞想抓住西部历史的真实情绪,它的电影将是关于房地产的。约翰?韦恩将既不是枪手,也不是警长,而是测量师、投机商或者打索赔官司的律师。决斗将出现在土地办公室或法庭;武器是契约和诉讼,而不是左轮手枪。(Limerick,1987:55)

现在,这在很多方面看上去似乎是对士绅化过程的一种高度民族主义的表达。事实上,士绅化完全是一个国际现象,广泛出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的城市,以及日本、南非和巴西的一些城市。在布拉格或悉尼,或者说多伦多,关于前沿的语言并不像在美国那样自动成为士绅化的意识形态润滑剂,而这种适用于世纪末城市的前沿神话看上去很明显是美国的造物。毫无疑问的是,虽然前沿神话更加明显地表现在美国,但是最初的前沿体验并不是单纯的美国商品。首先,它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或西西里岛的潜在移民对新世界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与已经居住在堪萨斯城或旧金山的德国或中国移民对新大陆的体验一样是真切的。其次,其他的欧洲殖民前哨站,如澳大利亚或肯尼亚内陆、加拿大的“西北前沿”,或印度和巴基斯坦,虽然阶级构成、种族结构和地形地貌全然不同,却享有同样功效的前沿灵药,这使它们保持了相同的意识形态。最后,前沿母题不管怎么说,都是在非美国(non-US)的情况下出现的。
或许最显著的是于伦敦涌现出的前沿,即著名的“前线”。整个20世纪80年代,伦敦(和其他英国城市)在经历了警察和加勒比黑人、南亚裔、白人青年之间的对峙骚乱后,好几个街区都出现了一条地盘线。这些“前线”,比如肯辛顿和切尔西的“万圣路”(Bailey,1990),或是诺丁山或布里克斯顿的类似地区,在70年代是一起形成的抵御警察袭扰的阵地,同时也是警方建立的战略性“滩头阵地”。到了80年代,它们也很快成为去士绅化的前线。原伦敦警察总长肯尼斯?纽曼爵士在80年代初推出了这项前线策略,并在一次面向欧洲大西洋右翼组织发表的演讲中解释了推出的目的。他在演讲中引述道,“多族群社区不断发展”导致了“被剥夺的下层阶级”,他预计到了“犯罪和混乱”的出现,标明了包括上述前线区域在内的伦敦十一处“象征性地点”,需要在那里采取特别的战术。对于每个地点,他认为“都有一个应急计划,警方能够迅速占领该地区并加以控制”(转引自Rose,1989)。
前沿母题一直是伦敦日常生活文化泡沫中的一部分。同在美国各地一样,对某些人来说,“城市牛仔”带有一些鬼魅的风格。“是啊,如日中天般遍布伦敦,”罗伯特?耶茨说,“狂野西部的狂热分子都戴上自己的牛仔帽,上好马鞍,以为伦敦塔桥就是美国得州。”(1992)在哥本哈根,“狂野西部”酒吧开在一个高档社区里;在1993年5月因为丹麦投票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引发的骚乱中,有六名抗议者在那里被警方枪击。从悉尼到布达佩斯,“狂野西部”式的各种酒吧和其他前沿符号不时地描述并点缀着城市社区的士绅化。当然,这个母题经常会有一个鲜明的本地外号,就好像伦敦的帝国主题,士绅化者成了“新拉吉”(M.Williams,1982),而“西北前沿”则呈现出全新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Wright,1985:216—248)。在这个说法里,士绅化的国际性得到了更加直接的承认。
与每种思想意识一样,把士绅化看作新的城市前沿有其真实基础,也有其偏颇之处—如果不算是扭曲的话。前沿代表着能够唤起回忆的经济、地理和历史发展的组合,然而从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说,将这种命运寄托在社会的个体主义身上仍然只是神话。特纳的边界线向西推进,与其说是依靠个体的拓荒者、自耕农、衣衫褴褛的个人主义者,不如说是靠银行、铁路、国家和其他集体的资本资源(Swierenga,1968;Limerick,1987)。在此期间,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在大陆上的地域扩张来实现的。
今天,经济增长和地理扩张之间的联系仍然存在,这将效能赋予了前沿的意象,但是这种联系的形式是非常不同的。如今的经济扩张不再纯粹是通过绝对的地域扩张进行,而是涉及已开发空间的内部分化。在城市尺度,这就是城市士绅化与城市郊区化对比的重要性。总体上的空间扩张与细部的士绅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发展不平衡的例子。与真正的城市前沿相似,士绅化的推进,与其说是通过勇敢的拓荒者的行动,不如说是通过资本的集体所有者的行动。城市拓荒者勇敢地前行之处,银行、房地产开发商、小规模的和实力雄厚的放贷人、零售企业和国家一般早已前往了。
在所谓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和国际资本都面临各自的涵盖在士绅化前沿之内的全球性“前沿”。不同空间尺度与城市国家化和国际化扩张发展的向心性之间的联系,在城市企业区支持者热情洋溢的语言中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所谓城市企业区是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创的一个想法,也是20世纪90年代城市私有化策略的核心。斯图尔特?巴特勒(为极右翼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工作的一位英国经济学家)认为,在这一对城市弊病的诊断中,把内城转换成前沿并不是偶然的,这一意象不仅仅是方便的意识形态表达。如同19世纪的西部,20世纪末的新城市前沿的建设是经济再征服的地域性政治策略:

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许多城市区域面对的问题至少有一部分在于我们没有把特纳解释过的机制(即本地的不断开发和创新观念)应用到内城“前沿”上去……企业区拥护者的目的是提供一个环境,使前沿化的过程可以由城市本身来承担。(Butler,1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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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分为四个部分。导论部分为士绅化所导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冲突提供了舞台。第一章的重点是纽约下东区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斗争,并揭示了作为20世纪80年代最激烈的去士绅化斗争之一,它是如何将街区转化为一个新的城市前沿的。第二章简要介绍了士绅化的历史和对当前论辩的调查,并提出主要观点,即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的士绅化导致了我所称的“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revanchistcity)。第一部分将把几条有助于解释士绅化的理论脉络融为一体。第三章的重点放在住房市场和本地尺度上。第四章则明确地将全球作为焦点,更广泛地探讨了有关发展不平衡的经济论点。第五章讨论了一些把士绅化同阶级和性别的社会转型联系起来的观点。通过对费城、哈莱姆、布达佩斯、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案例分析,《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第二部分试图表明社会经济的全球转型与本地的无数士绅化实例之间易变的关联性。在这一部分,我强调国家在士绅化过程中的作用,工人阶级居民所具有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特点(自相矛盾但又难以摆脱),以及不同城市在不同年代士绅化的不同面貌。第三部分将把前沿母题作为重点。通过士绅化前沿的实际映射,我们可以发现严峻的经济地理学的内核,以及围绕内核所建构的城市拓荒者得到喝彩的文化形象。最后一章则讨论了20世纪末的城市,尤其是在美国,正在出现的恢复失地运动者的城市主义,体现了针对被指控从白人上层阶级手中“偷走”城市的不同人群的一种恶意报复和反动。士绅化已经偏离了20世纪80年代的架构,越来越多地再次成为这种旨在夺回城市的恢复失地主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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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想我第一次感受到士绅化,是1972年我在爱丁堡玫瑰街的一家保险公司做暑期实习时。每天早上,我从达尔基斯坐79路巴士,然后走半条玫瑰街到达办公室。玫瑰街是气势恢宏的王子大街后面的一条后街,长期以来都是著名的酒吧街,密布了夜总会和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酒吧,以及很多更加昏暗肮脏的、人们常常光临的地方(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小酒吧),甚至还有几家妓院(虽然传闻它们在70年代初就已经撤到多瑙河街去了)。这是爱丁堡酒吧聚集的地方。我的办公室下面新开了一家叫“骏马奔腾”的酒吧,它没有俗气的装饰,也没有因时间久远而撒落一地的木屑。这是一家全新的酒吧,提供用沙拉佐餐的相当开胃的午餐,这在当时大多数的苏格兰酒吧里都还是一个新事物。几天后,我开始注意到其他的一些酒吧也被“现代化”了;出现了几家新的餐厅—当然对我来说,价格太贵了,要不然我去餐厅的次数要多得多。因为许多楼上的房间也在装修,狭窄的玫瑰街总是堵满了施工车辆。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只是当我在费城那几年作为一名地理学本科生接触了一些城市理论后,才开始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模式,更是一个戏剧性模式。我所了解的所有城市相关理论(当然,当时实际上没几个)都告诉我说,这种“士绅化”是不应该发生的。然而,在费城和爱丁堡,它又确实发生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在20世纪7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我有很多相似的经历。我听到并爱上了兰迪?纽曼的歌曲《大河燃烧》,并视之为尖刻的环境抗议,但在1977年我到克利夫兰的时候,凯霍加河畔“平跟鞋”酒吧里的场景已经开始吸引了雅皮士、像我这样的学生、号称“地狱天使”的飞车党和下晚班的码头工人。我想我看到了不祥之兆。我同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克利夫兰的朋友打赌说,这座城市将在十年内显著地士绅化,虽然她从未付过赌资,但是她不得不在还远未到十年的时候就承认自己输了。
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中的论文涉及各种士绅化的经验,但它们更多是发生在美国。事实上,有四分之三的章节,特别是结尾部分对去士绅化的政治和文化观点的讨论,都是基于我自己在纽约的生活经验和研究。这显然会引起人们对这些论点在其他语境下适用性的怀疑。虽然我接受劝诫,认为不同的国家、地区、城市,甚至街区的环境,都会有全然不同的士绅化经验,但是我也坚持在这些不同中,大多数士绅化经验会有相互共鸣的一条主线。我们可以从纽约的经验中学到很多,而且纽约的情况能够大量地激发别处的共鸣。当卢?里德演唱《和你相约在汤普金斯广场》(收录在他的专辑《纽约》中)时,他让围绕着这座下东区公园进行的暴力抗争,立刻成为许多人能够识别的新兴“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的国际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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