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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正义城市》中，费恩斯坦教授提出一种城市正义理论，城市正义包含了城市的公平、民主以及多元性，费恩斯坦教授要论证的正是正义产生的影响，其推动着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作者对纽约、伦敦以及阿姆斯特丹三座城市进行个案分析，探讨这三座城市在过去三十年中的发展，并以对三座城市的调研为基础，总结出推进正义效果的策略与政策，提出教育是制定政策的关键要素并对环境正义进行探讨。作者简介
苏珊·S.费恩斯坦（SusanS.Fainstein），费恩斯坦是首位奠定“正义城市”理论的学者，现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专业教授，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系。她既是一位政治理论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城市规划与城市文化研究学者。她的重点研究领域包括城市发展策略，以及民主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等。出版专著《城市的缔造者》等，合著《城市的重构与城市政治运动》等。武烜，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任教于北京建筑大学文法学院外语系，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成员。研究方向是澳大利亚城市文化与文学。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一部。
目录
前 言／1引 言 走向城市正义理论／1
《正义城市》的构思／6
为什么提出正义理念？／8
整体共识／11
罗尔斯的理论观点／15
提出的问题／16
非改良主义改革／17
《正义城市》的组织结构／20
第一章 研究正义问题的哲学方法／22
民主进程和正义成果／23
认识论的方法／23
实践导向／25
包容性协商，公平与正义的关系／27
公平／35
自由主义理论／36
马克思主义的解释／39
识别性／多样性／差异性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贡献／41
自由原子论／42
经济主义／44
对后结构主义分析的批判／45
民主、公平和多元性之间的紧张关系／47
城市民粹主义／48
权衡与矛盾／52
能力方法／53
第二章 正义和城市转型：背景中的规划／56
城市规划的传统／57
民主／62
多元性／66
公平／75
区域主义：政治的规模／80
启示／84
第三章 纽约／85
从罗伯特·摩斯到财政危机（1945～1975）／85
复苏期（1976～2001）／91
炮台公园区／92
时代广场的重建／96
2001年之后的纽约／100
洋基体育场／101
纽约市的正义与非正义／106
第四章 伦敦／108
城市规划与开发（1945～1979）／108
政策转型期（1980～2009）／111
码头区的重建／112
可茵街／117
2012年奥运会的规划／121
该如何评价伦敦？／127
第五章 阿姆斯特丹：真是一个正义的城市吗？／131
城市规划和开发的历史（战后阶段）／132
城区改造／135
社会福利住房／139
1975年后的规划／142
庇基莫米尔住宅区／142
阿姆斯特丹南阿克西斯区（须达士）／147
阿姆斯特丹是正义城市吗？／150
结 论 走向正义城市／153
政策背景／154
指导规划和政策的原则／158
国家与市场／162
正义政策发展的因素／165
策略／167
参考文献／172
索 引／191
前言/序言
创作《正义城市》之想法源于1994年的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安迪·梅里菲尔德与艾瑞克·斯维基多夫主办，目的是纪念大卫·哈维的不朽之作《社会正义与城市》出版二十周年。我在会议上演讲的内容是我随后撰写的一系列会议论文、报刊文章以及《正义城市》的某些章节的开始。在本次演讲中，我强调了通过城市层面的互动实现正义的主题。直到那时我的理论作品才开始真正在城市文本的视域下检验正义的真实含义，尽管这是构成我的研究的核心问题。《正义城市》便是我致力于理论探讨与实践相结合的最佳代表。直到现在，从很大程度上而言，我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依然行进在两条分开的轨迹上。牛津会议之后的十五年来，许多研究城市的学者将其研究聚焦在正义这一话题之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主流思想几乎全部聚焦在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进步的城市研究学者主要批判了随即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反意识形态的发展。从某度程度上而言，勉强将价值观具体化的做法源于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抛弃明确伦理模式：在解读历史发展进程时，他们将明确的伦理模式视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逐渐地，潜移默化的所谓的标准化判断促使人们出现左翼思想，而且，这一趋势日益明显。我创作《正义城市》的目的就是希望对此详加说明，提供一整套原则供城市规划者借鉴。
在此，我想对所有在《正义城市》创作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机构与个人表示深深谢意。感谢哈佛大学设计学研究生院给予的资金支持，感谢前任院长艾伦·阿特舒勒从我的研究生时代起便对我的研究给予鼓励，并贯穿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感谢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我在意大利贝拉角的塞尔贝罗尼别墅提供了住所，使我能够潜心创作《正义城市》。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参加了我的论坛，并且在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时组织了关于正义之城的研讨会，这对我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活动为我提供了思想火花之源与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尤其要感谢的是：詹姆斯·康诺利、约翰尼斯·诺维、英格丽德·奥利沃、卡兹·波特、布鲁诺·洛博、马修·格布哈特、贾斯廷·斯泰尔、伊丽莎白·柯里德。对于“纽约城市权”研究团队的成员，如：詹姆斯·德菲利皮斯、沙伦·祖金、尼尔·史密斯等，也一并致谢。还要感谢研究团队的另外两名成员：大卫·哈维与彼得·马库塞，他们二位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大卫·哈维与我的观点并不总是一致，但是他给予了我思维的灵感，以及给予了几代城市主义者思维灵感。有了这些灵感，便可以思索当今时代的许多重大问题。彼得不仅是我认知与领悟之源，而且认真阅读《正义城市》并提出大量批评建议。早在我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时，彼得就是我的良师益友，在午餐桌上总会提出有趣的问题，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城市规划课程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另外两位学者理查德·森尼特与丹尼斯·贾德，虽未直接参与《正义城市》，但他们给予《正义城市》的观点以及与我的友情推动了《正义城市》的进展。伦纳·福斯特邀请我成为他的新学校的座上宾，一起研讨正义理论，为我打下了哲学理论基础，而这正是我一直以来缺乏的！
每当我需要关于阿姆斯特丹与纽约的资料时，萨克·玛斯迪尔德、威廉·萨里特、贾斯特斯·尤特马克、西奥·巴特与罗杰·泰勒总是不遗余力地满足我的要求。还有几位看过我的书稿后给予了有益的点评，他们是：利昂·德本、克里斯·哈姆内特、莎伦·马尔、马克·普赛尔、弗兰克·费希尔以及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彼得·波特。诺曼·费恩斯坦反复阅读书稿，力求提升《正义城市》的逻辑性与可读性。诺曼的思想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我的思想很难脱离他的思想。
我还要致谢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他们给予了我研究上的支持：赛·巴拉克里什南为我准备地图；里奥尔·加里里、凯洛里娜·戈尔斯卡与柳晓（HieuTruong）做了许多默默无闻的琐碎的工作，却是《正义城市》完成的基础。最后，我要感谢彼得·维索科。彼得多年来一直鼓励我撰写《正义城市》，并促成了我与康奈尔大学出版社的合作。
《正义城市》的部分资料取材于我早前出版的著作，例如：
“规划与正义之城”载于《寻找正义之城》，2009：19～39；
“纽约、伦敦与阿姆斯特丹大规划”载于《城市与地区研究国际期刊》，2008：768～785；
“规划与正义之城”载于《哈佛设计杂志》，2008:70-76；
“规划理论与城市”载于《规划教育与研究期刊》，2005:1～10；
“城市与多元性：我们需要吗？我们为此而计划吗？”载于《城市周刊》，2005:3-19；
“规划理论新方向”载于《城市周刊》，2000:451～478；
“平等之城：阿姆斯特丹肖像”载于《理解阿姆斯特丹》，2000:93～116；
“开创新地址（1）：炮台公园区”载于《城市建设者》，160～174；
“开创新地址（2）：码头区”载于《城市建设者》，175～196；
“纽约的统治政权与发展中的政治经济，1946～1984”载于《权利、文化与地理》，1988:161～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