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经济学巨匠熊皮特向你揭示:
  企业创造财富的秘密是什么?
  “创新性毁灭”——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
  什么力量在推动经济周而复始的运动?
  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

内容简介

  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可以和凯恩斯的《通论》相提并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突破。熊彼特首先依据古典经济学的静态范式构建了虚构的“循环之流”。然后,熊彼特指出,发展是打破静态体系的动力所在,而构成发展的两个核心要素是企业家和货币(或者说信用)。发展就是企业家在信用的帮助下,成功地实施新组合,也就是俗称的“创新”。企业家是经济体系中最独具个性的人物,而为实施新组合而创造出来的信用则是企业家不可或缺的工具。以此为基础,熊彼特深刻而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企业家利润、利息、经济周期等重大经济现象背后的机理。

作者简介

  熊彼特,(1883—1950),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现代企业思想之父”,其经济发展理论对经济学思想史有着巨大贡献。他以“创造性破坏”的理论阐释了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创新。管理大师德鲁克称他具备“永垂不朽的大智慧”。代表作有:《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历史和统计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分析史》、《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熊彼特受到经济学家的重新重视,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精彩书评

  ★熊皮特具备永垂不朽的大智慧。
  ——管理大师德鲁克

  ★“在某种意义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中最著名的哲学对抗——最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与反应迟钝、面貌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论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很平常——但他更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智慧地久天长。”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

  ★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难得一见的创新经济学巨匠
  现代企业思想之父。
  ——(英国)《经济学家》

目录

第一章既定环境下的经济生活的循环之流

第二章经济发展的本质现象

第三章信用和资本

第四章企业家利润

第五章资本的利息

第六章经济周期

精彩书摘

  第六章经济周期
  引言
  接下来要研究的危机理论,较之前面阐述的企业家职能、信贷、货币市场、利润及利息等理论,还不能令人满意。顺便说一句,这里的危机一词,准确地说应该是商业波动的一再重现。一种危机理论要称得上令人满意,不仅要全面处理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增加的资料,而且要考虑各种按商业条件的不同指标建立起来的理论,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兼收并蓄。我在这个方向的工作还只是半成品;我向读者承诺的透彻研究尚未兑现,而且依我的工作计划,承诺兑现的那一天恐怕还远着呢。我现在之所以原封不动地沿用这一章,只在表述上略做改动,不仅是因为这一章的内容已经在危机考察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是因为我仍然坚信它是真实可信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读者从这一章会发现,《经济发展理论》的论点对危机这个主题有着怎样的贡献,还是因为这样的贡献切中危机问题的要害。因此,在这一章的基础上,我愿意接受批评意见。
  §1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描述的整个发展,是否象一棵生生不息的树木那样,连续不断地前进?从经验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经济的运动不是连续而平滑的。逆向运动,遭遇挫折,还有各种各样阻断发展路径的事情,都会发生;经济价值体系也会分崩离析,从而令发展中断。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2答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唯一的原因是,从概率的一般原理可以推断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组合不是以均匀的方式出现——具体来说就是,可以将时间按照一定的跨度分成若干等份,在每一个时间间隔内,会有一个新组合得以实施——而是以不连续的、集中的方式出现。
  (a)我们先要对这个回答稍加解释;(b)其次要解释为什么实现新组合是集中出现的;(c)最后要分析这件事的后果,以及由此引发的因果反应的过程(本章第三节)。在第三步会遇到一个新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的理论就不敢说是完整的。尽管我们认同尤格拉的说法,即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句话其实指的是,萧条只不过是是经济对繁荣的反作用,或者说是适应繁荣带来的新形势,因此,他对萧条的解释,归根结底还是对繁荣的解释——但是,繁荣引起衰退的方式,毕竟和繁荣本身是两回事,眼尖的读者立刻会发现,这正是我和斯皮托夫的分歧所在。读者很快还会看到,无需借助任何新的事实或理论工具,我们的理论就能轻松回答这个问题。
  假如我们所指的新企业是各自独立出现的,那么,以特殊的、清晰可辨的、让人瞩目的、稳定重现的这些标准来衡量,繁荣及萧条这样的现象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样一来,新企业基本上是连续出现的,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均匀地出现的,它们不会给循环之流带来太大的变化,干扰最多只是在局部肆虐,即使扩散到整个经济,也很快就风平浪静了。既然循环之流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增长也就根本不会受到干扰。值得一提的是,但凡危机理论,尤其是各种失衡理论,只要认定某个因素是引发危机的原因,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如果这种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这种原因——无论它是什么——不可能连续、均匀地出现,这样,由它引发的后果连续地被整个经济迅速吸收掉,那么,这种理论就绝不能说,它已经把危机现象解释通了。
  就算新企业真是这样出现的,那也还有年景的好坏之分。黄金产量增加,或者其他形式的通货膨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货紧缩则阻碍经济增长;各种政治事件、社会事件及经济法规,都会施加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就拿世界大战来说罢,出了这样的大事,经济被迫调节到战时状态,战后还要偿还大量的战争贷款,一切经济关系倍受干扰,城乡满目疮痍,社会动荡不定,各大市场零落凄凉,一切都不同以往,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危机和萧条是什么样子的,哪怕从来没听说过危机的人,此时都会有切肤之痛。但这些都不是我们这里要考虑的繁荣和萧条。因为这样的事件都不会定期出现,更不会必然出现,因为它们不是出自经济内在的作用机制,而只能用特殊的外部原因来解释,这一点我们已经强调得够充分了。还有一种有利因素尤其值得一提的,它总是能促进繁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用来解释繁荣,这就是每一个萧条期所引发的事态。这样的事态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大量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原材料、机器、厂房大量积压或闲置,乃至被低价甩卖,利率往往低得离谱。事实上,几乎针对危机现象的每一项研究,比如斯皮托夫的研究以及米切尔的研究,多少都拿这些情况来说事。但很显然,我们切不可用现象的结果来解释现象本身,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陷入繁荣来自萧条、萧条来自繁荣这样的循环论证之中。既然我们在这里只关心危机的根源,而无意逐条陈述实际作用于繁荣或危机的各种因素(比如农业收成,战争谣言),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本别去理会那些因素。
  新企业集中出现造成的这种影响,因三种情况的存在有所增强,但后者并非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先看第一种情况。根据第二章提出的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多数新组合不是脱胎于老企业,也不会立即取代老企业,而是和老企业共存和竞争一段日子,这一点也得到经验的证实。按照我们的危机理论,虽说这种情况在解释经济波动的幅度时非常有用,但它既不是新的因素,也不是独立起作用的因素,更不是决定繁荣和萧条的关键因素。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企业家需求的集中出现,意味着整个经济部门的购买力会有大幅的增加。由此引发次一波繁荣,并遍及经济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普遍繁荣的景象——这种现象只能从这个方面才能完全说得通,否则很难说得通。只有因为大笔的新购买力从企业家手里流出,流到实物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手里,流到用于“再生产消费”的货物(斯皮托夫语)的生产者手里,流到工人手里,然后逐渐渗透到整个经济渠道,当前的全部消费品最后才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出售。这样,零售商不断扩大订单,制造商不断扩大生产,为达此目的,原先质次的生产资料,甚至弃而不用的生产资料,现在越来越多地得到利用。只是因为这一点,随便哪里的生产和贸易都暂时获利,这和在通货膨胀期间——譬如说一国靠发行纸币来筹集战争经费——的情况一样。许多东西能浮出水面,靠的是借“次一波浪潮”的势头,它们像无根的浮萍,本身没有来自真正推动力量的任何新的或直接的动力;最后,投机的预期成为举足轻重的原因。在投机的推动下,繁荣的征兆最终成为繁荣的成因,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已经为人所熟知。谁要是想构建商业指数理论,或者想从整体上来理解商业形势,这倒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依我们的想法,只有繁荣主浪和次浪间的区别才事关紧要,并且只要知道后者来源于前者,知道在一个根据我们的原理精心构建出来的理论中,我们在周期运动中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能找到它的位置,这就足够了。但在现在这样一个阐述中,这些现象暂时还得不到它们应有的待遇,这不免让人得出它脱离现实的错误印象。
  再来看第三种情况。从我们的论证可以推断出,在繁荣起初阶段以及整个萧条阶段,失误很可能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事实上,大多数危机多少都拿这个因素来说事。但一般说来,失误再怎么发生,也达不到成为一个因素所必要的程度。但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多少总会先仔细考察各种事实,再视结果来决定是否开始生产。虽说严重的误判足以毁掉一家企业,但毁掉一个行业的情况应该说少之又少,更不用说毁掉一国的经济了。人们怎么就犯下这样普遍的失误,以致于影响到整个经济,而且事实上已经不是萧条的一项后果,而是成为引发萧条的独立原因,这又作何解释呢?一旦其他原因引起萧条,许多原先相当合理的计划,现在就变得前景不妙,原先可以轻易补救的错误,现在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初的失误才是要特别加以解释的,否则其他的一切都说不通。我们的理论可以给出解释。如果繁荣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不仅仅是经济活动本身变得更加活跃,而是新组合以及从未尝试过的组合的实施更加频繁,那么,就象第二章提到的那样,我们立刻就知道,失误很可能在那里起着特殊的作用,从本质上不同于它在循环之流中所起的作用。但这里不会冒出什么“失误理论”。刚好相反,为了避免让人有这样的印象,我们要将这个因素放到一边不予理会。事实上,失误只是一个被夸大了的辅助因素,并不是理解危机原理的根本原因。即使没有人做到任何在他看来是“错误”的事情,即使没有技术或商业上的“失误”,没有“投机热”,没有莫名其妙的乐观或悲观,经济仍会出现周期性波动,只不过幅度要小一些罢了。繁荣一定会创造出某种客观形势,只有在这种形势下,失误这件事才能从根本上说得通。这一点容后再说。
  (b)为什么企业家是集中出现,而不是连续出现,也就是说,在适当选定的每个时间间隔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唯一的解释是,一个或若干企业家的出现,会促进其他企业家的出现,后者又促进更多企业家的出现,如此这般,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出现。
  首先,这表明,根据我们在第二章列举的那些理由,实施新组合是一件困难的事,只有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才能做得到,这样的例子,在早期的经济以及几乎没有发展的经济——也就是发展后的停滞阶段——中比比皆是。只有少数人具备领导才能,只有少数人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本身不是繁荣——成功地向这个方向迈进。但如果一个或若干企业家已经取得了成功,许多困难也就随之消失。这样一来,其他人将会追随这些先行者,因为他们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他们的成功进一步扫清第二章分析过的那些障碍,这样,更多的人更容易加入到这个行列,如此这般,直到最后,这项新组合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接不接受只凭个人的好恶。
  其次,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企业家的素质和其他素质一样,在同一种族的分布服从误差定律,这样,随着企业家素质的不断降低,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倒是会越来越多。因此,撇开例外情况不说——比如少数欧洲人置身于黑人之中——随着任务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也愿意成为企业家,难怪一个企业家横空出世后,追随于他的远不止是一批企业家,而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只不过他们越来越不称职而已。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只对与之有关的证据做出解释。凡是仍然存在竞争,且有大量单干户的行业,我们首先会发现一个新组合的出现——主要出现在专门创造出来的企业中——继而发现,现有企业纷纷掌握这个新组合,先是若干企业掌握,然后不断有更多企业掌握,只不过速度上有快也有慢,效果上有得其神者,也有得其形者。我们前面已经将这个现象和企业家利润消失的过程挂起钩来。现在等于将这两者的关系又琢磨了一遍,只不过角度和前面不一样。
  第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集中出现,而且直到企业家利润消失的那一刻为止,而企业家利润也是从先行者出现的那个产业部分开始消失的。事实表明,每一次正常的繁荣都起自某个或若干产业(比如铁路建设,电气产业,化工产业),繁荣的特点,取决于诞生新组合的那个产业。虽说先行者为追随者直接清除了前者所在产业的障碍,但由于这些障碍的共性特点,事实上也一并清除了其他产业的障碍。对追随者来说,许多事情照搬照抄就好了;但反过来说,先行者定下的范例也成为追随者行事的标准;先行者取得的许多成就,比如打开国外市场,都可以直接为其他产业所用,更别说那些很快就出现的次要因素,比如不断上涨的价格。因此,先行者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他的一亩三分地,这样,更多的企业家集中出现,经济被带入技术及商业改组过程,要比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来得更快、更彻底。
  第四,有关各方对发展的来龙去脉越发熟悉,只剩下得失方面的事要计较,各种障碍在岁月的侵蚀下变得越来越脆弱,这样,创新需要的“领导才能”也就越来越淡薄。因此,企业家集中出现的现象也就越来越不明显,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弱。很明显,由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个结论,同样得到现实的有力证明。经济的集团化比重越来越高,也在这件事上推波助澜,只不过就算是当今的大集团,其销售业绩及金融需求也还是要看市场的脸色——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状况——这样,它们也不能随意将创新、尤其是与创新有关的建设延后至萧条阶段,以收逢低吸纳之利,最多只能偶一为之。但只要它们这样做了,这个因素也证实了我们的理论。
  第五,繁荣阶段的基本特征,很容易用新组合的集中出现来解释,也只有用它来解释才说得通,比如为什么说,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是繁荣即将到来的第一个征兆,再比如,为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最先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激动景象,最主要的,为什么钢铁的消耗量在不断增加。繁荣阶段具有的一些现象,比如新购买力的出现以及价格上涨,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解释得通,因为就拿价格的上涨来说,单从需求的增加或成本的上涨来解释,是很牵强的。此外,失业率下降、工资上涨、利率上升、运费上涨,银行存款及储备不断吃紧等现象,以及我们说过的,繁荣次一波繁荣浪潮的涌现,也就是繁荣传遍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能从新组合的集中出现这件事中找到解释。
  §3(c)企业家的集中出现是繁荣的唯一原因,会象疾风暴雨一样干扰经济的平衡,而假如他们只是连续均匀出现的话,那么只会带来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式的干扰,这样的干扰,能被经济逐步吸收掉;而企业家集中出现对经济的干扰,需要有一个独特而明显不同的吸收过程,才能使经济适应这些新事物,才能使得新事物完全融入其中,这是一个清偿的过程,或者用我属意的表述方式,是迈向新常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周期性萧条的本质所在。这样,我们对萧条的定义就是:萧条就是经济力图实现新均衡,是经济自我调节以适应改变了的数据,至于这些数据为什么会改变,那是因为繁荣引发的干扰。
  有人说,由于单个企业家只关心自己的企业如何成功,无暇顾及还有一大批企业家跟在后面,所以他的好日子很快就会到头。这当然是事实。还有人说,在单个企业看来合理的做法,在被众多企业模仿后,由此产生的普遍效应会,将这种做法的好处洗劫一空。这也是事实。我们曾经解释过,为什么生产者虽说都在追求一己的利润最大化,殊不知已经启动了消除经济中剩余价值的机制,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认识到这件事的最重要的例子。在这里情况也一样,个人看起来合理的事,在众人的争相效仿下,就变得不那么合理了,而且这个因素确实也在大多数危机中起到作用,因为即使这个企业家早就知道会有一批追随者跟在后面,后者不可能让他措手不及,但他也不可能准确地预测到追随者的人数以及跟进的快慢。但是,繁荣引发干扰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情况,并不在于企业家受到影响,对实施新组合变得悲观起来,而在于以下三个因素。
  先来看第一个因素。这个新出现的企业家,拿着别人为他新创造的购买力,提出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套用莱德勒著名的说法就是“追逐生产资料”,由此推高了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现实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至少有些新企业不是新创办的,而是脱胎于老企业,而且老企业虽说赚不到利润,但还要一些准租金可赚,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推高生产资料价格的势头。但为了能够彻底揭示这件事的本质,我们最好做几个假设:所有的新组合都仅由新创办企业来实施,这些企业的资金都仅由新创造的购买力提供,新老企业会共存一段时间,老企业严格属于循环之流,怎么经营都没有利润,一旦成本开始上涨,它们就只能亏本生产。这些假设和现实当然有出入,但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事实上,人们被笼罩在繁荣阶段的乐观情绪蒙住了眼睛,看不透一个实情:一旦繁荣启动,只要繁荣仅仅表现为需求的增加,繁荣带给许多生产者的只有不幸,只不过轮到他们的产品涨价,他们的日子会好过一些。我们在第二章说过,这样的不幸,是生产资料从老企业腾出来用于新用途这件事的表现形式之一。
  再来看第二个因素。新产品在若干年后面世,直接和老产品竞争;先前创造的购买力所欠的商品,现在进入循环之流,而且理论上补偿缺口后犹有余裕。和上面一样,现实情况也稍有不同,不仅是因为前一节提到的那些原因,还因为有些投资距产品生产出来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使得补偿的事只能慢慢来。但这些因素并不影响补偿这件事的本质。繁荣开始后,只要消费者是喜新厌旧的,那么老企业就该倒霉了:先是成本上涨,随后收入减少;首先倒霉的,是那些和新组合正面交锋的老企业,随后是其他老企业,谁都躲不了。虽然也有一些老企业从新组合获利,但这属于这种次要的情况,可以不予理会;还有一些老企业还有准租金收入,所以亏本经营的情况要略微缓解一些,但这也只是暂时的事。亏本经营的老企业之所以还没有一下子倒闭,只是因为它们根基还算牢靠,看起来还值得贷款。既然老企业没有一下子都倒掉,新企业想成功也就没那么容易。事实上——这个事实和我们的理论若合符节——繁荣起初绝不是全面开花,而是先集中在一个到若干个产业,而不关其他产业的事,随后才逐渐影响到后者,无论是影响的方式还是力度,都不能和前一种情况相提并论,这样,老企业倒闭的情况有所缓解。既然企业家是集中出现,那么新产品也应该是如此,因为企业家做的事情大致相同,所以产品也差不多同时上市。这些新产品从投产到面世必须花费的平均时间——当然也取决于其他不少因素——从根本上解释了繁荣持续的时间。这些新产品的上市,使得价格为之下跌,一手终结繁荣;虽说这种情况是否带来危机还在两可之间,但不可避免地引发萧条,以及随萧条而来的其他各种现象。
  再来看第三个因素。新企业的出现还会导致信用紧缩,因为企业家现在有能力、也有意愿偿还欠债了;而且,由于此时没有其他的人举债,他们留下的空缺无人填补,这样,用来补偿的新产品上市之日,就是新近创造购买力消失之时,而这批产品随后按照循环之流的方式重复生产。这个命题要小心处理。首先一点是,同样是信用紧缩,但这里的情况必须和另外两种情况区分开来。新产品面世的结果一定是信用紧缩,无论是以繁荣阶段的价格水平来衡量,还是理论上以前一个萧条阶段的价格来衡量,结果都是这样,即使在企业家偿还负债的过程中,支付工具一分钱也不少,结果也是这样,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新产品的总价款显然一定超出这笔欠债的款项。其他的债务清偿也有同样的效果,只不过规模略小一些。但我们这里只考虑债务减少的影响。正在发生的、或被银行界预见到的萧条阶段,都会有信用紧缩的现象发生,因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银行都会主动限贷。虽说这个因素在现实中相当重要,经常会引起真正的危机,但只是从属的因素,而不是危机这个现象所固有的。我们在这里也不考虑这个因素,虽然我们既不否认实有其事,也不否认它所起的作用,但我们不认为它在这件事的因果链条上会起到主要作用。这样,我们还要做两个抽象处理,为的是排除那些虽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在这里影响不大的因素,从而凸显出这里的根本因素。首先,我们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为生产新产品所做投资的折旧中,新产品的价值只占到很小的比例,这样,在繁荣阶段的全部支出中,只有一部分,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小部分,是在新企业开始生产的时候,以新产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这样一来,新创造的购买力只会逐渐退出流通,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下一波繁荣到来,货币市场又涌进更多找贷款的人。事实上,储蓄也会吸收一部分新购买力,但对信用紧缩没什么影响;但是,不少州政府、市政府及农业抵押银行纷纷出手,填补企业家在货币市场留下的空缺,那就对信用紧缩构成影响。撇开企业家的欠债只是逐渐消失这一点不说,我们也要记住,在一个连循环之流都有利息的经济中,信贷甚至有可能一直留在流通之中,只要与之对应的产品年复一年地反复生产,这正是缓和信用紧缩势头的第二个因素。尽管如此,信用紧缩的势头仍然还在,成功的企业总归要偿还负债,这样,虽说程度上已经大为缓和,但客观情况的内在逻辑决定了,该来的总归是要来的,只要繁荣达到一定的程度,信用紧缩总是会自行出现的。这个理论,连同“在发展过程中,价格水平长期看跌”这个推论,事实上都得到了十九世纪物价统计数据的证实。十九世纪有两个阶段未曾受到货币领域重大变化的影响:其一是从拿破仑战争到加州金矿大发现这个阶段,其二是从1873年到1895年这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两个特征,都能从我们的理论中推导出来:其一是每一个阶段性谷底,都比前一个谷底还要低;其二是,物价曲线在剔除周期性波动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最后,我们还要解释,其他在找贷款的企业家,为什么没有总是填补企业家还债后留下的空缺。这里面有两个根本原因,在这两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些现实原因,不过,这些原因要么可以说是前者的结果,要么可以说是一些次要的、或者辅助的原因。先看第一个原因。假如率先出现繁荣的那个产业取得成功,受到激励,大量的新企业涌现出来,以致于在繁荣的鼎盛阶段,它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之多,令到价格下跌、成本上涨——即便这个产业遵循所谓的报酬递增规律,这种情况也会发生——结果是企业家利润消失,这样一来,谁还想继续往里面砸钱呢?但事实上,即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利润也不会被挤得一点不剩,总有一些利润会侥幸得存,也总有一些企业会立刻出现亏损。其他产业还会有多少企业家涌现,发展的次一波浪潮引出的现象还能走多远,也都可以依此类推。一旦这两种情况都见顶了,这就意味着这波繁荣的动力已经消耗殆尽。繁荣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是:企业家群体的各种举措不仅在于创业,也改变了经济的数据,打破了经济的均衡状态,使得经济开启了一段明显不规则的运动,在我们看来,这其实是经济在竭力实现新一轮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企业都很难做出正确的估算,更不用说新企业对将来的筹划了。在现实中,只有后一个原因,也就是兴于繁荣的企业家带来的不确定性,随时都可以直接观察到;而前一个原因总的来说只会在个别点上亮亮相。但这两个原因又都会被如下三个因素所掩盖。第一个因素是,因许多人预期将来而引发的现象。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总有一些人提前感知到日子开始紧起来了,比如银行里的人,或者提前感知到成本及其他要素价格涨起来了,比如一些老企业里的人,并据此做出应对——虽说事后来看大多为时已晚,但当时也得做出反应,只是已经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那些境况不佳的企业。第二个因素是偶然事件,偶然事件随时都有,但只有那些原来没有,只是因为繁荣引起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偶然事件,才值得一提。这样一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几乎在每一次危机中,都有人将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一些偶然事件,比如不利的政治谣言,为什么这些偶然事件事实上经常成为危机的推手。第三个因素是外部力量的干预,其中最厉害的干预手段,当属中央银行有意识地收紧货币供应。
  ……

前言/序言

  译者序
  很难想像,这本称得上是经济学上的划时代之作,竟然是出自一位28岁的年轻人之手。要知道,同龄的凯恩斯,一直要到1919年37岁时才有了第一本专著,而当他写下震惊世界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论起早慧、天才和企业家式的无畏,熊彼特堪称经济学界的企业家,堪与21岁分别创办微软和苹果公司的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相比拟,也验证了不论商业或学术,创新更多的是年轻人的专利。
  绝妙的是,熊彼特正是在这《经济发展理论》里,通过大胆却逻辑严谨的论证,首次确立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而为他赢得了“创新大师”的美誉,他的“创造性破坏”一词,更是成为企业家及管理学家的口头禅,而他本人更是成为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精神导师。再过几百年,熊彼特兴许会成为企业家这个行当(如果到那时还有这个行当的话)的守护神,就像雅典娜是雅典城的守护神。
  但如果对熊彼特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水平的话,那就失之浅薄了,因为这本《经济发展理论》更大的创新与突破,是将经济学从古典范畴带入现代世界,而且几乎是凭一己之力。且不说芝加哥学派的掌门人弗兰克·奈特当时还是哲学系的本科生,其突破性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要到十年后才问世,就是公认的经济泰斗凯恩斯,他自己也承认“在1923年前,我都是古典学派的忠实信徒。我对灌输给我的经济学理论坚信不疑,并且毫无保留地用这些理论来分析现实事例”。不敢说这两位大师有否借鉴过熊彼特的思想,但熊彼特率先成功地将经济学带出古典理论的静态范畴,却是不争的事实。且让我们再概略地回顾一下他的这项创举。
  首先,熊彼特仅仅用短短一章的篇幅,就勾勒出古典经济学的大模样,其举重若轻的能力让人叹服,其中“循环之流”一说更是绝妙地道出了静态经济的本质。以这个静态模型为起点,熊彼特开始了他在经济学领域的伟大创新。熊彼特明智地用经济发展的概念取代了动态的概念,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概念更通俗,而动态这个词过于专业,让人生畏。他指出,经济发展是人类近代最重要的现象,而导致这个现象最根本的两个因素,也是循环之流中不存在——至少是无足轻重的——的两个因素,正是企业家和信贷。他厘清了常人对发展的种种含糊认识,认为经济发展专指经济体系自发而不连续的变化,直接说来就是,由企业家在信贷的帮助下,实施新组合带来的变化。这样,熊彼特就无畏地闯入了经济学的两个百慕大地区:一个是企业家这个人迹罕至的地区,另一个是货币这个迷雾重重、泥淖遍地的地区。就像伊阿宋是从科尔喀斯的绝险之地勇夺金羊毛,无限风光在险峰。凭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以及从金融工作中积累的丰富经验,熊彼特在这两个领域大有斩获,一举奠定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坚实基础。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属于经济中的“另类”人物,他矫矫不群,和循环之流中的任何角色——劳动者、地主、资本家——都迥乎不同,因为他挑战了循环之流中收入等于成本、利润等于零的普遍法则,就像超人之所以叫超人,是因为他挑战了地球的重力法则。在熊彼特看来,创新不是简单的发明或技术革新,而是有着更宽广的内涵,体现在欲望、产品、满足方式及市场诸方面,并且从本质上说是将现有资源用于新的组合。企业家凭借其勃勃的雄心、过人的意志、全身心的投入,率先成功地实施了新组合。不见于循环之流的利润,正是对他的努力成功的褒奖。企业家之所以难得,乃是因为按人性的一般经验而言,大多数人就其能力和意志力来说,只能做常规划定范围的事情,一旦越过常规的藩篱,他们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适用于一般人的戈森欲望满足定律,通常并不适用于企业家;反过来说,企业家心中自有其更宏大的图景。只要看看乔布斯等人卓绝的创业历程,就知道熊彼特所言非虚。
  单有企业家还不足以完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伟业,因为在熊彼特的定义里,企业家虽然有能力打破常规、独树一帜,但并不必然掌握资本,就算他刚好有生产资料,这也属于偶然情况。而在一个交换社会,没有资本就意味着无法染指生产资料,就无法实施新组合。这样,经济发展的第二个要素信贷就应运而生。熊彼特深谙银行运作机理,他指出,银行为企业家专门创造出信贷,后者凭这些信贷在生产资料市场竞价,从而获得实施新组合所需的生产资料,进而“迫使经济体系改弦易辙,朝着企业家设定的方向前进”。如果企业家成功地实施新组合,也就是说,向市场提供价值更高的产品,那么他不仅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而且还有剩余,更重要的是向实体经济归还产品。在熊彼特看来,这就是利润的终极来源。随后而来的利息、经济周期等现像,都只不过是这个本源现像的衍生而已,具体来说,利息是企业家创新引发的扰动向循环之流渗透的结果,而经济周期则是经济体系对这种扰动的适应和吸收。
  概括说来,既然可以合理地将循环之流想像成一个首尾相衔的闭环,那么你只要在脑海中想像出上下两个闭环、中间由一条创新通道相连结的简单模型,就会对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有了初步的理解:上下两个圆分别是两个静态的循环之流,而中间这条创新通道则是企业家结合信贷形成的动态创新过程。在这两个闭环中,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法则——边际规律、成本法则等——又恢复其统治地位,但代表着经济动态变化的这一条创新通道,则承载着熊彼特独一无二的创见。
  虽然模型或理论和现实之间还有较大的距离;虽然今时的企业家已非熊彼特心目中洛克菲勒、摩根、福特式的产业巨子或孤胆英雄,而多是若干才俊之间的巧遇与合作,比如谷歌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Facebook的扎克伯格和帕克,甚至惊才绝艳的独行侠乔布斯,也要有蒂姆·库克的辅佐;虽然企业家的创业资金也不再主要是来自银行,而是来自风险投资,甚至更前卫的众筹模式,但这些变化背后的本质仍在熊彼特的框架内,这一切使得《经济发展理论》不仅是经济学划时代的著作,而且一直也是企业家心目中的圣经,就像凯恩斯的《通论》一直是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的圣经一样,这恐怕是这两位大师著述时所未想到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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