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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互联网用户社群

在普遍信仰“人性自私”的社会,为你解构获取合作红利的制胜法宝!

打破《自私的基因》为我们描述的人性迷局,只有合作才能让我们战胜自利,进而设计建立回报丰厚的社会体系,获得合作的财富!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先行者胡泳,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航,互联网革命伟大的思考者、畅销书《人人时代》《认知盈余》《小米之道》作者克莱?舍基联袂推荐!

湛庐文化出品。

内容简介

合作才是人类的天性,互联时代,谁先合作谁胜出。

合作创造价值,7大关键要素帮你获取合作的红利。

揭示共享经济背后的奥秘,帮你掌控下一个大趋势。

作者简介

尤查·本科勒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TED演讲人,圣塔菲研究所公开演讲人,跨学科研究先锋。

互联时代知识传播、知识产权研究领域颇有建树。2006年获得非营利性组织“公共知识”颁发的IP3奖,2007年荣获电子前线基金会“先锋奖”,2011年荣获福特基金会“远见奖”,2012年荣获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终身成就奖”。

知识共享理念的推动者,他的著作《网络财富》就是“知识共享”版权的。“知识共享”运动发起人劳伦斯·莱斯格称他为“信息时代了不起的天才”。

精彩书评

尤查?本科勒在《合作的财富》中提出了实现合作的7大要素,他大量引用了生物学的语言,比如群体、基因、适应等,让人、机器、社会良好地纳入一个完整的思考框架。合作是天性,共情是基础,沟通是桥梁,道德、公平与遵从是尺度,信誉社会是愿景。

——汤道生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过去20年,学者们在人类合作上有何发现,这《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是优秀的导读;要想了解21世界合作会在生活中占据何等地位,这《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有很好的预测。我们期待,有关人类有能力合作的论证,能够成为更多人头脑中的常识。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先行者

本科勒通过《合作的财富》这《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告诉我们:善,使人类成为这个星球上善于合作的物种,从而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并成为宇宙中的奇葩。

——叶航

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讨论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尤查?本科勒是睿智的思想家。他的《合作的财富》一书告诉我们:更大规模、更为松散、更加自由的合作方式,正在改变我们对工作以及彼此间给予和获取的价值的认识。

——克莱?舍基

互联网革命伟大的思考者,畅销书《人人时代》《认知盈余》《小米之道》作者

目录

推荐序一合作创造价值

推荐序二人,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

推荐序三人性的较量

引言合作是人的天性

Part1实现合作的7大关键要素

第1章关键要素1:基因和文化的协同进化

第2章关键要素2:心理影响与社会影响

第3章关键要素3:共情和群体认同

第4章关键要素4:沟通

第5章关键要素5:公平

第6章关键要素6:道德与行为规范

第7章关键要素7:动机导向的奖惩制度

Part2互联时代的合作、共享与创新

第8章谁先合作谁胜出

结语如何养大一只企鹅

译者后记

精彩书摘

“利维坦”与“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轮回

从当代欧洲和北美的历史来看,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一直在交替发展,要么走向“利维坦”,要么以“看不见的手”为基础。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的君主独裁统治都可以视为不太成功的“利维坦”,只是在程度上略有不同(仅仅是将“政府”换成了“君主统治”)。正是“利维坦”在履行控制职能方面缺乏效率,才使得“看不见的手”和重视社会行为的“企鹅”得以出现与发展,但是,后者的发展或多或少有些不太正规。到了19世纪,随着君主统治的日趋没落和工业革命的爆发,以及随后的自由贸易兴起,“看不见的手”威力尽显。“看不见的手”在欧洲和北美发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19世纪不断出现的恐慌与崩溃,导致它的威力逐渐被削弱。1929年,随着市场的崩溃和大萧条的来临,“看不见的手”失效了。

随后,钟摆开始猛烈地向另一个方向摆去。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沉重打击,而俄罗斯则完全否定了过去,直接从沙皇的昏庸统治转向斯大林模式。于是,“利维坦”化身为法西斯主义,昂起它丑陋的头,表现出空前绝后的残忍。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利维坦”则以和善的面目出现:迅速发展起来的福利制度和形形色色的政府机构——美国出现了“罗斯福新政”,西欧也出现了类似的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不良的官僚作风、畏手畏脚和效率低下,钟摆又开始回摆。到了80年代,我们再次完全倒向自由资本主义: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以效率和自由贸易为目标的欧洲共同体;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看不见的手”似乎取得完胜。

甚至连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领导的美国和英国的中左翼政府,都在忙于废除福利制度:以私营的、基于市场的组织代替政府机构,撤销对曾在纽约和伦敦昌盛一时的金融市场的管制。弱化国家作用并让位于市场的利己主义趋势在小布什时代达到巅峰。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正面临一场新的危机,由于盲目相信利己主义的力量和通过激励与回报有效驾驭它的能力,我们的经济体制几近崩溃。

我们该走向何方?既然“利维坦”把持的命令控制体系和自由市场上的“看不见的手”都不能有效地管理社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以合作为基础的体系,除了能为我们带来自由的操作系统或全球在线百科《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企鹅”能否为我们带来稳定、有效的社会和经济体系,让我们冲出这一残酷的怪圈呢?

我相信它能。

整个20世纪,工商管理、人类学、心理学、人类进化学、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律等众多领域的学术研究都是针对如下困惑的:我们该如何构建人类居于其中的体系呢?毕竟我们的生活受到各种各样的体系的束缚。例如,车间与大卖场这样的商业体系,知识产权保护法或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体系,互联网或道路与桥梁等技术体系,行政管理体系(有些是国有的,如老年保健医疗;另外一些则是非国有的,如艺术与文化基金会),学前教育和大学科研实验室的教育体系,朋友关系网络这样的社会体系,等等。

不管它们的目标是提高效益、完善法律和统治、促进科学进步,还是仅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更快乐,优秀的科研人员和思想家都一直在寻找改进这些体系的方法。在20世纪的前60年,大多数体系都是大型的、层级的和控制型的。在美国,这种趋势始于公司。20世纪初,著名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ofScientificManagement)。

这本著作提出的管理方法,是对每个人的每个动作进行描述、定时、测量和监督,确保动作的效率大化,将每个工人简化为一个设计完美的体系中的一个可以被控制的零件——由上层权力控制。

亨利·福特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方法,并将其应用到生产线上。这一思想方法渗透到很多领域与行业,从工厂车间到办公场所,到处都是它的身影。这种思想认为,工人从本质上说就如同机器人一般,只有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他们才能完成好给定的任务。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管理方法后来又应用到公共领域。进步时代(ProgressiveEra)建立的“罗斯福新政”管理机构,就是建立在如下假设基础之上的:相对于不负责任的市场来说,专家机构能够更有效地制订计划。这个新政直接导致了1929年的股市崩盘。欧洲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命令控制体系首先从政府机构兴起——普鲁士的俾斯麦是先行者,后来才进入商业领域。但是,尽管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有所不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一个事实是极为清晰的:在美国等国家,层级组织在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主流。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和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20世纪先后做出预言:未来将会由更加庞大、控制更严格的政府机构主宰,也就是形形色色的“利维坦”。

在其后的40年间,随着政治对抗、理论争端的加剧以及实践的增加,集中式体系明显开始向市场和模仿市场的方向发展。简言之,“看不见的手”又重回世间,它不只出现在象牙塔和华盛顿的议政厅,也现身于商业和社会生活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变源于“冷战”,即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较量,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引发这种转变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经济与社会时,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越来越无能为力。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以及技术进步,不计其数的新行业、新公司和新产品进入市场,层级体系在其中越来越难以胜任。另一方面,基于市场的体系似乎并不需要如此严格的监控。相信市场有效性的那些人,通过建立激励体系也可以让我们把事情或多或少做得更妥当一些,这是我们能感受得到的。这时,人们认识到这是做生意的好方法,非常经济又特别有效。于是很快,“看不见的手”迅速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主流方式。20世纪末,随着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我们开始面对一个复杂、广阔、变化万千的世界。经济学家和企业开始应用比亚当·斯密当初提出的模型更加纯粹的人类自私模型,寻求更多的放松管制,在更大程度上把职责交给完全竞争的市场,让利己主义为公众利益服务。我们甚至开始接受这样的思想:人类天生的自私本性,不仅适用于商业世界,或者说市场,而且也适用于社会生活、家庭与爱。此时,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重要的学科。于是,我们开始将人的行为仅仅看成是对奖惩的理所当然的机械反应。

但在后10年,一系列变化促使纯粹的自私理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首先,企业开始学习丰田公司的经验,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较于美国的竞争对手,丰田汽车公司在美国的工厂在生产率提高和质量改善方面远远走在了前面。高新技术产业不太主张正式化,反而更加关注自治、创造性以及社会性活动,谷歌就是讲究人性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越来越多的商学院课程和企业本身,都开始重视和尝试采用新的组织模型,它们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模型,也不是过去认为必不可少的层级模型。这些模型是基于以下假设建立的:在合适的条件下,人们会选择合作和协作,以实现组

织的共同目标,这也是他们自己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上“对等生产”(peerproduction)的兴起,如自由与开源软件、维基百科、“每日科斯”(DailyKos)或者Newsvine这样的“协作公民新闻”(collaborativecitizenjournalism)网站,以及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社会网络引发了一种合作文化,这在5年或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变化不会发生在社会边缘,只会发生在硅谷这样的地方,因为那里代表着社会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前沿。

企业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并观察其发展动向。依靠志愿者的贡献运作的网站都非常成功:维基百科的访问量在互联网上位列第7或第8,每个月它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独立访问页面量达到3亿。像IBM这样的传统企业,以及像谷歌、Facebook、红帽(RedHat)或者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这样的新兴企业,都有实力试用这些新模型,找到通过“吸引人”获利,而不是控制人的新方法。在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甚至连一些市场自由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市场激励至上模型”(market-incentives-above-all)是有缺陷的。

社会上的彼此吸引和建立协作关系,能够激励我们达成富有成效的结果,这种更加乐观、充满人情味和人文气息的观点所影响的范围远不止商业领域或是网络环境。像维基百科和Linux这样通过协作努力而获得的成功,与芝加哥全市范围的社区警务模式是类似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在线协作平台——情报百科(Intellipedia),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

如此众多的领域都采用合作体系,让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界的研究人员重新燃起了探索合作机制的热情。他们开始设想,也许自私根本就不是人类的天性。经过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我们在心理学、组织社会学、政治学、实验经济学以及其他一些领域找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实际上,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更善于合作的,是无私的,或者说至少不像大多数经济学家之前认为的那么自私。这不仅仅是理论,很多实地研究已经找到了实实在在的合作体系,与以激励为基础的体系相比,它们往往更稳定,也更有效。即便是在人类生物学的研究进程中,进化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正不断发现“人类善于合作”在神经及遗传方面的证据。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违背我们的直觉,但确实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进化实际上更偏爱愿意与他人合作或者帮助他人的人,即便这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通过众多学科对多个社会所进行的研究,一个基本模式出现了。在任何一个实验里,都有大约30%的人的行为让人觉得他们好像真的很自私,就像主流思想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近一半的人会表现出合作行为,而且始终如一、态度鲜明。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合作行为是有条件的,他们以善报善,以恶报恶。另外一些人则是无条件的合作者,或者称为利他主义者,即便需要个人付出代价,他们也会与他人合作。通过针对地域广阔、类型众多的人所做的大量实验,人们得出了如下结论:实事求是地说,在受控条件下,没有哪个人群有半数以上的人总是表现出自私行为。

你可能在想,实验得出的结果还不错,但对于日常生活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的社会和经济体系,如层级企业模式、惩罚性法律体系、基于市场的方法及教育,往往是根据错误的模型设计出来的。

这些模型定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定义了我们为何会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我们不需要“认为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有欲望和偏好”的体系。采用控制或者说“胡萝卜+大棒”的办法来激励大家是无效的。为了激励大家,我们要依靠可参与、沟通的体系,使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认同感。换句话说,组织能帮助我们展现心灵深处协作、慷慨的一面,而不是认为我们的行为都是出于自利。我们将会看到,试图基于利己主义构建体系,比如物质奖励或惩罚,有时会适得其反地导致生产率降低,还不如采用纯粹的社会动机导向方法。

前言/序言

推荐序一合作创造价值

汤道生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总裁

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

当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一书中毫无保留地赞颂Meetup.com上的妈妈社群和维基百科时,不少人已经感觉到,一场颠覆既有社会秩序的新革命,正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悄然而至。这些新的组织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一个群体可以在不追求金钱、没有严密控制的条件下运行,还能创造巨大的价值。尽管克莱·舍基仅仅用“爱”概括“人人时代”形成的动因,但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波奔向未来的趋势。

现在,尤查·本科勒在《合作的财富》中将克莱·舍基的观察推进到更深的层面,为我们揭开了一层面纱。在作者看来,Linux操作系统的标识“企鹅”是互联网精神的诠释,寓意开放、分享,甚至可爱;而人造怪兽“利维坦”(Leviathan),则是极权、恐怖以及令人憎恶的。既然“企鹅”和“利维坦”都由人类创造,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别?本科勒解释说,工业思维和互联网精神本质的区别,来自我们对“人性”的理解。

如果你相信人性本恶,那么你一定会推出,为了把“人性恶”控制在小范围,人们愿意创造一个组织,让这个组织来“管理”人群。这就是霍布斯设想的社会组织方式,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一直遵循这个原则。

即便是“自由市场经济”,在亚当·斯密所谓“看不见的手”的背后,也依然假设“人本自私”,正如“我们的晚饭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工业革命发生数百年来,人类社会总是在极权和放任自流两端之间摆动,前者扼杀创新,后者助长贪婪。在人性恶的世界里,一定只有“零和博弈”。

尤查·本科勒并没有否认人性中“恶”的存在,但是却将话题引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他清晰地指出,人类的本能中已经蕴藏着“合作”的基因。人们可以集合到一起为自身创造巨大的价值。我们只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重新设计制度和工具,“合作”的本能就能够驱动人类创造更大的价值。

尤查·本科勒看到,互联网就是一个抛弃监控、薪酬、奖惩等工业时代的旧体系,驱动人类以“合作”创造巨大价值的新文化、新制度、新平台。互联网像页岩油气开采技术一样,释放了在“利维坦”封闭体系下没有的社会资源和人才时间的冗余,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创新格局。在互联网开放体系下,技术促成了超越传统组织和地域的协作平台。只要有适当的系统设计,就能把这些产能释放出来,结果是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更高,自我改善速度更快。

近年来,从Linux到Facebook,从苹果AppStore生态系统到Android联盟……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以控制为基础的体系在管理日益复杂和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时,已经越来越无能为力。当“利维坦”开始瓦解时,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们面临的共同任务则是“如何养大企鹅”?尽管“合作”是人的本能,但“仍然需要一个参与、沟通的体系,使大家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认同感,展现心灵深处协作、慷慨的一面”。

尤查·本科勒在书中提出了实现合作的7大要素,他大量引用了生物学的语言,比如群体、基因、适应等,让人、机器、社会良好地纳入一个完整的思考框架。合作是天性,共情是基础,沟通是桥梁,道德、公平与遵从是尺度,信誉社会是愿景。人彼此顾及他人的存在,并非什么新的发现,也是中国古老智慧的核心内涵。

放弃控制资源,转而培育社会资本,构建开放平台,推行消费者参与等一系列“社会化运营”,将是企业决胜于未来的不二法门。实际上,腾讯公司同样参与到了这股全球新浪潮当中。在过去的两年里,腾讯开放平台给合作伙伴的分账收入超过了30亿元人民币,这还只是一个从零开始的新市场。腾讯还将进一步开放云的能力,把多年积累的资源虚拟化,将网络与安全技术开放给更多的创业者,让他们能够低门槛启航。2011年,腾讯创始人马化腾先生在腾讯开放大会上对外表示,希望通过开放平台造一个腾讯——通过分成带给合作伙伴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收入。这就是“企鹅”战胜“利维坦”的证明。

未来,开放、分享、合作、共赢,将成为全社会的价值主张,也将重新构建新的商业伦理、新的社会关系以及人类全新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合作文化将缔造一个“有情感、有共识、有欢乐、有秩序”的新时代。

推荐序二人,到底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洞察中国社会数字化进程先行者

钟摆终于摆到这一边了吗?数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按照对人性的一种不敢恭维的认识而运行,这种认识就是:人是一种内在的自私动物,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一样。经济学把这桩事情看得透彻,所以才有所谓的“经济人”假设,即把人看做关注自我、物欲横流的生物,不断试图通过理性计算以达到效用大化。其实我们也都清楚,这是一种漫画化的说法,然而,在市场和政治的“真实世界”中,“经济人”假设的实际运行好得让我们足以接受它。毕竟,谁没见识过那些令人厌恶的、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贪婪的家伙!

结果就是,现存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从上至下的商业模式、惩罚性的法律制度、对所有事务采取的市场化取向(从教育改革到环境监管)都建立在“人是自私的”这一假设之上。在此种社会结构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金科玉律,“只问成败,不问是非”是社会认知,人们只被两样东西操控: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或是高压政府的铁拳。

然而,在过去20余年里,经济人模型终于显示出了疲态,一批学者开始致力于提出新的解释人类社会的范式。在数以百计的不同文化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人的合作能力要比先前假定的高得多。“理性人”的神话被戳出了很多漏洞,虽然新的范式也还没有赢得主流承认,无论是在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普通人当中都是如此。哈佛大学教授尤查·本科勒的《合作的财富》试图为此振臂一呼,他想告诉人们:合作是怎样战胜自我利益的。

在这《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中,本科勒列举了来自神经科学、经济学、社会学、进化生物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一系列新发现,并且提交了大量真实生活的案例,试图证伪“人是自私的”这一命题,志向绝不在小,其目的是要论证:一旦人类懂得驾驭合作之力量,就可以以之改进商业流程、设计更为智能的科技手段、改革我们的经济体系、将对科学的志愿贡献大化、减少犯罪、提升公民运动的效力等,不一而足。

本科勒的全部要旨在于,诸多的科学研究成果和无数的基于互联网的例子揭示了,人类并非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种无可救药的、自私自利的人,也不是社会逆行者,而是拥有与生俱来的合作本性,可以在各自认可的社会结构中携手行动,而不是陷入永无休止的竞争。

本科勒充满乐观地写道:“Linux的吉祥物企鹅Tux正在一点一点地瓦解霍布斯在《利维坦》一书中所宣扬的人性观。”这种人性观当然就是:从根本意义上和普遍意义上说,人是自私的。管理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政府并由它对我们进行控制,这样,我们就不会在盲目追求自利的过程中伤害到彼此;或是让彼此的生活悲惨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同时,企鹅也在反对亚当·斯密提出的应对我们自私的另外一个解决方案——“看不见的手”。毫无疑问,企鹅代表着人类内在的无私本性,我们要做的是,设计合适的制度和政策以发扬光大这种本性。

本科勒在上一《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网络财富》中着重论述了源自国家、市场两大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之外的第三种合作努力,他称之为“共同对等生产”(commons-basedpeerproduction)。在他看来,由个人及或松散或紧密的合作者进行的非市场化、非专有化的生产,在信息、知识和文化交换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加大,维基百科、开源软件和博客圈都是例子。《网络财富》虽然火花四射,却是以学术方式撰写的大部头著作,读来令人头疼。而这本新书一反常态,充满了各种轶事,脚注极少,且一本参考文献都没有,与其说它是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及其认知前提的学理式的解构,不如说是一本有关人类合作的新科学发现的普及版。书中的例子,从丰田的管理文化、西班牙的村民自治,到唱片的自主定价和GNU/Linux数字化礼品经济,都表明合作的可行性在大范围内不断显现。那么,合作赖以运行的底层基础是什么呢?遗传?文化?法律和公共政策?商业组织?社会规范?

真正的答案可能是:所有这一切。本科勒一开始就以进化生物学挑战了理查德·道金斯的名作《自私的基因》,以及自然选择只发生在个体层面而非群体层面的说法。他引用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马丁·诺瓦克(MartinNowak)的话:“也许进化引人注目的方面就是,它能够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当中生成合作。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在突变和自然选择这两个进化的基本原则之外,加上第三个:自然合作。”

本科勒接着讨论了合作的心理与社会影响,沟通的加强如何导致了共情和团结性,以及在成功的公地管理中公平和信任的重要性。如何框定公平也是重要的,例如,我们能接受走运者的中奖、企业高管的高薪,却无法容忍排队中的插队。在《合作的财富》《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中,没有一个单一的、总体性的论述,作者更像一位导游,通过不同的学术研究和许多原型系统,带领我们穿行于斑驳陆离的人类合作风景。

“企鹅”讲得很多,但我失望的是,“利维坦”着墨甚少。那只“利维坦”,即以国家为基础的从上至下的命令、控制和强迫系统,在书中只是一个陪衬物。在《网络财富》中,本科勒对公地的政治含义有很多论述,本来我期望,通过带进“利维坦”这个隐喻,他能够更加深入地探索在数字网络与合作的时代,国家权力会有何变化,但可惜我未能读到。

不过瑕不掩瑜。过去20多年,想了解学者在人类合作上有何发现,这《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是好的导读。想了解21世纪,合作会在生活中占据何等地位,这《合作的财富:获取合作红利的7个关键要素》有好的预测。让我们期待,有关人类有能力合作的论证,能够成为更多人头脑中的常识,特别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企业家也是一样:是否能够重新思考人的本性,而改变那些通过激励结构——既包括奖励,也包括惩罚,来管理人的古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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