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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幕府制度由来已久,可上溯至战国时期。发展到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时代,幕主与幕僚之间的关系已相当松散,来去自由。曾国藩幕府之所以值得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番,不仅因为曾国藩本人对晚清政局有着重要的影响,更因为众多幕僚在离开曾氏幕府后,成为晚清权臣,左右着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局。据统计,出身曾国藩幕僚而后官至督抚、堂官者达26人,如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等人。此外还有一大批学者、文学家和科学家,如徐寿、李善兰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前*古人,后无来者。

内容简介

《曾国藩幕府》是对曾国藩一手所创立的幕僚机构和该机构创立过程的描述,其中涉及晚清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刘蓉、郭嵩焘李元度等)的培养和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进一步理顺了相关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对曾国藩幕府幕僚的叙述同时也是对曾国藩个人经历的侧面解读。

作者简介

朱东安,1939年生,山东聊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有《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曾国藩幕府研究》三部学术专著。其中,《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与《曾国藩幕府研究》在曾氏研究中,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

目录

目录

●第一章绪论/001

●第二章军政办事机构/014

第一节秘书处/014

第二节采访忠义局和编书局/034

第三节营务处与采编所/038

第四节审案局、发审局、发审所与查圩委员/045

第五节善后总局/051

●第三章粮饷筹办机构/054

第一节用兵与筹饷/054

第二节粮台与报销局/058

第三节劝捐局与饷盐局/074

第四节厘金局/080

第五节盐务局/097

第六节制造局等军工科技机构/101

第七节其他/105

●第四章幕僚与人才/110

第一节人才思想与用人方针/111

第二节第二节人才的培养/115

第三节第三节人才与吏治/120

第四节幕僚的保奏/123

●第五章幕府内外/135

第一节幕僚的入幕途径/135

第二节幕僚与智囊/140

第三节幕僚与幕主/147

第四节幕僚出幕后的活动及影响/151

●附录

附录一幕僚总表/155

附录二幕僚个人简历(按姓氏笔画排列)/181

附录三参考书目/256

精彩书摘

……

中国幕府制度由来已久,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周代战国时期。其时,七国争雄,养士成风,最为著名者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竞相招贤纳士,号称“四公子”,他们的门下食客多至数千人。甚至一些官宦之家也有舍人之类。虽有鸡鸣狗盗之徒混迹其内,而出类拔萃的人才,如齐之冯、赵之毛遂等亦大有人在。蔺相如出仕之前亦曾是宦者令缪贤家中的舍人,后经主人荐之赵王,卒成一代名相。这些食客、舍人,或为主人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或奉委承办事件,虽非国家官员却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四公子”所以名噪一时,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实则多借食客之力。他们同主人之间只有私人情谊,并无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主对客随意进退,客对主来去自由。凡此种种,与后世之幕僚极为相似,可姑且视为中国幕府制度的萌发时期。其后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渐趋定型,大约在汉代已形成制度,而到了唐代则兴旺发达起来,出现空前未有的盛况。至于幕僚的名称,则又有从事、参军、记室及长史、司马、别驾等等,名称不一而职能相同,都是地方主管官员或奉命出征的统兵将帅自行招聘的辅佐人员。“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从事、参军、记室之属,故英隽之兴,半由幕职。唐汾阳王郭子仪精选幕僚,当时将相多出其门。”

降及清代,幕僚制度仍是经久不衰,六部九卿以至州县,主管官员无不聘有幕僚协助处理钱粮、刑名、文案等务。大将军年羹尧“网罗英杰,凡瑰闳奇特之士,与博弈挞鞠,擅一长一技者,靡不收置幕下。”湖广总督毕沅则广收幕僚编写书籍,其所著《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实多借幕僚之力。这些人或精通政务,笔下流畅,或善理钱财,熟悉律令,正好弥补科甲出身的官员不习政务的短处。所以,他们凭借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办事能力,包揽钱粮,代办词讼,掌握很大一部分实权,在封建政权体系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主管官员必须对他们敬之以师,待之以宾,修资丰厚,礼仪周全,称之为幕宾、幕客、幕友、师爷之类,不得以属员视之。他们亦往往自恃其才,礼仪稍疏,即拂袖而去。而幕僚之间则师徒相承,自成体系,平日声息相通,有事死力相护,盘根错节,牢不可破。所以,有的人招聘幕僚,其主要目的不在治事,而是为了借以勾通上下左右之间,尤其同上司间的声息。也有的官员懒于政务,养尊处优,把经管钱粮、办理诉讼、草拟文稿、清理账目诸务一概交幕僚处理,从而使他们得以从中操纵把持,这就使本已腐败的吏治更加腐败。雍正帝即位之初,曾下令将六部的幕僚逐出京城,移往涿州一带,并相应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经过这番整顿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种种积弊并没有根本改变,直到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依然如此。

前言/序言

前言

回顾一生的治学经历,感慨良多。

我生于1939年苦难之秋,长于鲁西北穷乡僻壤,家境贫寒,世代务农,很少有人识字。多亏家乡实行了土地改革,方有入学之机,并于196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只是十余年间与史学研究无缘。迨及潜心向学,提笔习练,已近不惑之年。书海无涯,时不我待,若非龙盛运先生的耐心指导,很难迈出开头那艰难的一步。不意,借多方推助之力,发表一篇论文,积累一点写作经验,却行文议事未脱当时的流行模式,殊非史学正途。

我于马克思主义,马恩列斯著作所读不多,但于四卷《毛选》却颇下过一番功夫,通读默记,略知大意。故当世上纷传“信仰危机”“诚信危机”之际,我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而于史学信誉不佳却深感警惧。遂于1977年转换研究课题之时,遍访马克思主义名家,以求其为学之道、格致之方。然千言万语终不外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四字:“‘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于是,反思史学研究的现状和自身经历,决心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参照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治学格言,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以探索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第一要义,力戒史学无诚信之弊。

为此,在研究过程中,坚持科学性第一,坚持独立思考,坚持自主论断。凡属研究课题的基干部位,不接受现成答案,不遗留研究死角。一切现有成果均视为学术动态,即便有所吸纳,也是在经过自己的研究之后。只有那些一时无力研究而又不可或缺的相关内容,如《曾国藩传》中清代学术和幕府幕僚部分,另当别论。有关清代学术部分,《曾国藩传》初版时只能搬用现成说法,及至修订再版即以新的研究成果予以替换,并发表《清儒汉宋之争与曾国藩集团的思想基础》一文,以为诠释。而有关幕府幕僚部分,则因《曾国藩传》初版时其相关成果过于薄弱,不得不以为时十年的专门研究出版《曾国藩幕府研究》一书,并于《曾国藩传》修订再版时压缩为“知人慎用幕府称盛”一章,既弥补了昔日的缺憾,也为其后的曾国藩集团研究打下基础。新的课题研究从曾国藩入手,围绕晚清政治和传统文化步步推进。由曾国藩而曾国藩集团、太平天国、晚清政府,又进而推及义和团运动、庚子之战,并从晚清满汉关系的角度对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进行了粗浅的探讨。最后,一直延伸至周初政治、孔子思想、古史分期、史学理论。同时,还在文字上也下过一些功夫。要求自己的作品内容上符合客观真理,文字表述则准确、精练、流畅。其初衷是方便读者,也出于对史学先贤的景慕。

多年来,我深居简出,心无旁骛,主要时间和精力集中于晚清政治史领域,做一些基础性研究,成果结集为《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曾国藩幕府研究》三部学术专著,一批学术论文和几部集体著作。但于学术上一些平日未曾留意而突然汹汹袭来的问题,也往往形格势禁,不得不应。有关排外主义、神权政治、天津教案、庚子之战的几篇文章,就是对来自社会或学术界的几次挑战,被迫做出的回应。

自1977年以来,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坚持不懈。虽往往事倍功半而所获成果不多,然幸能经受时间的考验,未因风潮的变幻而引起社会价值的涨落。至于这些科研成果同先前那段社会实践的关系,则古有“史识”之说。其与史学作品的质量干系甚大,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假若我没有十年社会实践的历练,对史学问题的识别能力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就写不出现在这样的著作和论文。更重要的是,社会实践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所感悟,深感人生艰辛、生命可贵。而作为一名史学研究人员,其人生价值和社会奉献主要体现于笔下。既有近代史所这样优越的客观条件,若不写出点好书好文章,那就有负今生!回望几十年治学历程,若非这口倔强之气积聚于心,我就不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而选择实事求是的治学之路,也难以在科研事业上苦战几十年,攻坚克难,浴火重生。至于对这些科研成果乃至今生今世的自我估量,则如古人云“尽人事而知天命”。既已尽心竭力、无憾无悔,那就顺其自然吧。

几十年来,我所以能沿着实事求是的治学之路走过来,并在学术上取得些许成绩,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研环境的宽松和众多前辈、师友的鼓励帮助。曾在科研工作中给我很大帮助的老师,除前面提到的龙盛运先生步步扶掖、督促鼓励外,还有我做研究生时的导师钱宏先生,学术界前辈罗尔纲先生、刘大年先生、荣孟源先生,以及蔡美彪、何重仁、张振鹍、王其榘、贾熟村等诸位先生。至于一言之师,切磋之友,则更是不胜枚举。几十年来,凡我著述文稿,字字句句皆有他们的心血。值此书出版之际,再次向诸位前辈和师友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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