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司马迁》的主旨是在于展示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家与文学家的风采,作者季镇淮要达到的目标,一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料,丰富论述,让司马迁这位文化伟人的形象能够更加突出;一是通过那些疏理和说明来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某些方面,以便代替那些悬在一边的社会背景的概述,非常值得一读。
  这本小书并不想把关于《史记》的问题全部解决,因此过去的那些考证、研究,实际需要参考的并不太多。它只是从司马迁出发,初步提出一些对于《史记》的看法。

目录

再版前言
家世
遥远的世代
司马谈
童年
龙门诞生
十岁诵古文
家徙茂陵
漫游、侍从和奉使
二十漫游
入仕
奉使西征
为太史令——从内廷到外廷
扈从封禅
负薪塞河
为太史令
著述理想的开始、挫折和坚持
开始了著述工作
“遭李陵之祸”
“就极刑而无愠色”
一个坚持理想的老人
伟大的现实主义的历史家和文学家
伟大的著作
基本方法和基本态度
人物中心
褒贬尺度的人民性
人民性的来源及其局限
写作方法
语言的运用
历史和文学统一的范例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附录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的传记的
——从“实录”到典型化
后记

精彩书摘

  《司马迁/大家小书》:
  家世
  遥远的世代
  据说历史上有一个时期,人和神住在一起,无法分别谁是人谁是神,人人都在祭祀,家家都为“巫史”,好像个个都能通神似的。大家被祭祀弄得穷困了,结果也不见有什么福气。到了颛顼的时候,他看见这种情形很不对头,就命南正(官名)重专门掌管天上的事情,大会群神,使各就各位,分出一个次序来;又命火正(官名)黎专门掌管地上的事情,大会人民,使各安旧业,不得互相侵犯。这样人和神就分开了,天上的神事和地上的人事就各管各了,这就是所谓“绝地天通”。后来,从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后人世世代代掌管天地的事情,使人神各有所主。在周宣王时代,重黎的后人叫程伯休父的,失去重黎氏世代相传的职守,作了司马这个官,从此就成了司马氏。
  这是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楚国的大夫观射父对楚昭王讲的故事,司马迁认为他的家世就是从重黎氏这样渺茫的远祖传下来的。当公元前十世纪周穆王的时候,重黎在传说中还是上帝之下的两个主管天地的神,③到了观射父的故事中,他们就都成为人。他们结束了“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的局面,分司天地,作了职业的巫史,一个是巫,一个是史。观射父讲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先后不同的社会情况。但“家为巫史”即人人都是巫史的局面,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巫史并不是同时出现,而是先有巫,后有史的。鲁迅先生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根据观射父讲的故事,并结合鲁迅先生对史官起源的解释,似乎可以这样设想:在原始社会里,大概最初人人都祭神,人人自以为能通神;后来才有了专职的通神的巫;再后来巫兼史,巫史还是一人;又后来巫史分了家,巫主神事,而史主人事。观射父讲的重黎分司天地的故事是这最后的巫史分家的社会情况的反映。不过作为司马迁的祖先来说,重黎即使是历史人物,也是很渺茫的。司马迁所以称引这样渺茫的远祖,不过要表明他的家世是一个悠久的史官家世罢了。并且司马谈只说他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司马迁也只说“司马氏世典周史”,他们都撇开了巫,而只强调史官的家世。
  春秋战国以来,司马氏一族作史官的系统中绝,分散在各个地方,做着其他的官职,也有很著名的。这些,我们都不必去说它了。
  这里单说司马迁出身的这一支。公元前六二〇年他们由晋迁到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二七年)改名夏阳,汉代也叫夏阳,属左冯翊,即今陕西省韩城县。战国时代,少梁一支的司马氏,在秦惠文王时,出了一个叫司马错的,与张仪同僚而意见不同,主张伐蜀,有功,因而留守于蜀。司马错的孙子叫司马靳,当秦昭襄王时(公元前三。六~前二五一年),为武安君白起部将,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二六。年),与白起大破赵军四十余万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尽坑杀之。后三年(公元前二五七年),司马靳跟白起一起在咸阳西门外的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被逼自杀。司马靳的孙子叫司马昌,当秦始皇时,为秦主铁官。司马昌的儿子叫司马无泽,在汉初为长安四市的一个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叫司马喜,为五大夫。司马喜的儿子就是司马谈,为太史令,就是司马迁的父亲。
  司马迁的家世,即使从春秋时代算起,也够得上说是“源远流长”的了。但直接给司马迁以深刻影响的,只是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因此,关于司马谈,我们还应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
  ……

前言/序言

  去年冬天,我在广州,又去海南,遇见一些年轻朋友,有把《司马迁》这本小书拿来要我签名留念的,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当然感谢年轻同志的这种好意,但总是觉得过意不去。这本小书初版于一九五五年,到现在已二十几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对于司马迁和《史记》的研究,我自己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同时在学术界也没有出现一本新的专门研究著作。原因可能很多。这里只指出一点,即研究司马迁和《史记》——主要是《史记》的难处,在于它所包含的我国古代文化历史知识的广泛性,需要研究者具有较广泛的现代科学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我提出这一点来,仅供有志于研究《史记》的年轻同志参考。
  现在根据一般青年读者阅读的需要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的要求,我重印《司马迁》这本小书。在不改变本来面目的基础上,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和增补。考虑到文章的重要性和读者参考上的方便,我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和司马迁《报任安书》全篇抄录在书中。限于《司马迁/大家小书》体例,对它们没加以文字上的注释,但看了上下文的叙述,一般读者大致还是可以明白其内容意义的。在《司马迁/大家小书》出版后不久,我写过《司马迁是怎样写历史人物传记的》一文,对《司马迁/大家小书》内容有所补充,兹附录于书后。
  因为我对于《史记》并没有真正深入的研究,青年读者不能希望从这本小书中得到解决难题的锁钥。如果说,这里还有我多年来读《史记》的一些心得,值得提一提的话,那就是司马迁对战国、秦、汉史即他那个时候的近代和当代历史的“实录”精神,他重视实践和坚持著述理想的精神,以及他把历史学和文学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开创纪传体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创新精神,这三点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欣赏司马迁的文章,而忘记他写文章的基本精神,是不可能真正懂得司马迁的文章的价值的。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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