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曾国藩是晚清的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又是公认的晚清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曾国藩可谓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争议的人物。肯定之言,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其成就“震古铄今”,是个“完人”。否定之言,说他不顾“民族大义”,是“吾祖民贼”,“民族罪人”。
  《曾国藩传》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作者力求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展示。

作者简介

  董丛林,1952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一直供职于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师范大学。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晚清湘淮集团群体及要员为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出版《曾国藩传》《胡林翼政迹与人生》《刀锋下的外交:李鸿章在1870-1901》等十余部著作;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吴汝纶弃官从教辨析》《胡林翼与湘系势力的崛起》《领袖导向与湘淮系势力的异流》《“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晚清三大军政集团的“环链关系”说略》《张之洞与袁世凯比较论》等一百多篇论文。

目录

精彩书摘

  《曾国藩传》:
  二、“蟾宫折桂”的拼搏之路
  竟希老人的“吉梦”似乎没有白做,小宽一以其日后的造化给以“验证”和回报。再准确地说,正是因其日后的造化,对本来属附会的神异之说有了承而当之的本钱和资格。假如说他终生为一介株守山隅的小民,这种神化其人的谈资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空幻?当然,大到一个社会,小到某一个人,其历史都不能假设。对于曾国藩来说,既定的事实是他毕竟为大有“造化”的人物。
  纵观曾国藩的“造化”之途,也并非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而是曲直相间,崎坦并存。既有常规的水到渠成,又有奇径上的鬼使神差;既有成败昭然、祸福分明的不易之局,又有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歪打正着。而无论如何,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桃红柳绿的时节,二十有八尚未及而立之年的曾国藩,跳过“春闱”龙门,站在进士这最高一级功名的台阶上,拥抱了蟾宫折桂的多年梦想,是他“造化”之途中的至为关键的一阶。因为,由此他作为国家“抡才大典”中优胜而出的凤麟之选,取得了正途入仕的高级入场券。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回顾和体察一下,他是怎样一程程地走到了其人生旅途中的这样一个界碑。
  当曾麟书尚在乃父的严督下孜孜苦读的时候,稚子宽一就开始了他正式入塾学习的生活,时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岁之时,请的是一位姓陈的先生,专门做他的问字师。竟希老人是这年十月间去世的,生前他有幸目睹了自己所钟爱孙儿的入塾发蒙,想必已是对他的莫大安慰。
  这年已二十有七的曾麟书,已经有过多次参加童试而不能获售的经历,面对儿子都已入塾自己尚学无所成的事实,不好再专一读书,便考虑做一份与学事有关并且于家计有补的工作,来年即创设了一所名曰“利见斋”的塾堂,招收了十来名孩童教读。曾麟书既已自行立塾,陈先生也就辞席告退,小宽一遂就学于乃父。曾麟书则一面教书,一面自学,并没有放弃继续入闱一试的努力。
  曾麟书自己的学业上难进佳境,教读他人似乎也无甚妙法高招。但就教习初入塾堂的稚童来说,学力上自然还算绰绰有余。并且他做事情有股认真和耐心的笨功夫,教书亦然,尝对生徒言:“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对别人家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的儿子自然更不会例外。据曾国藩自己忆述,当时父亲对他“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真可是达到了随时随地、不厌其烦督教的地步。何况,小宽一的资禀应该说高于一般的儿童,又得乃父亲自督教之利,所以在同学中就越来越有出众的表现。
  检视曾国藩当年的学习进程,到九岁的时候,即“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也就是说开始学习作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了,并且还颇见“文以载道”的悟性。有记载说,他十岁上国潢弟出生,父亲笑着对他说,你现在有弟弟了,就此作一篇时文吧,出的题目是《兄弟怡怡》。父亲看了他写就的文章“喜甚”,曰:“文中有至性语,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及至十四岁上,竟因他诗赋才华为人欣赏而获订婚。事情是这样的:衡阳籍的乡绅和馆师欧阳凝祉(号沧溟)与曾麟书友善,来曾家塾堂,见到其家公子哥所为试艺,“亟赏之”。得意的曾麟书又请欧阳氏当场命题试诗,曾公子即席出赋,欧阳氏览而惊叹:“是固金华殿中人语也!”于是便择定了这位少年东床。也就是这年间,曾国藩跟随父亲到长沙第一次参加了童试,这是他入闱应考的开始,其结果是父子双双落选。
  此后的几年中,曾麟书起码曾两度改馆,一次是设名曰“锡麟斋”的同族塾堂,另一次是到邻近的石鱼百鲁庵设馆,曾国藩都继续从读。这期间,又修习了《周礼》、《仪礼》,并兼及《史记》、《文选》等课程。他学业上不断长进,实际上比之乃父已不为逊色了,曾麟书充当业师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便考虑让他外出深造,并且要脱离私塾而进入书院。
  在当时的教育设施中,书院应该说是高于私塾的一个类别,并且,其性质上也比较特殊,具有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半官半私的一种模糊属性。它不同于官方体制内的各级儒学,但与官方有又有密切联系,往往由名绅名儒领办,并且官方通过对其主持者和师生的督查、考核、奖惩等相关措施来进行控制,特别是科举指归的诱导,使得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附庸。当然,也有些书院能保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和学风特点。总之,当时书院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办学层次上更显分轩轾,湖南的情况亦颇典型。
  道光十年(1830年),正值弱冠之年的曾国藩,离乡到邻县衡阳唐翊庭氏所办的“桂花轩”书屋就学。或说它即属书院,或说亦是私塾。无论如何,曾国藩毕竟走出了自家和乡族的塾堂,改变了偌多年间只在当时连生员都不是的父亲身边从读的境况,起码也可以算是他“出塾入院”的一个过渡。在这里任教的是一个叫汪觉庵的先生。从日后曾国藩对其人表示礼敬和推重,并且赞同自己的弟弟也跟从学习的情况看,汪氏当是道德学问都不错的一位老师。但曾国藩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并不太长,第二年就告离。至于原因,可能和在这里遭到有的同学嫉妒有关。这从他后来与诸弟商议学事,“衡阳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但称誉汪觉庵为“明师”)的言语中,可隐约体察出来。但这段外乡的学习生活,想必也会有助于他开阔眼界,增长学识。特别是这里离本即衡阳籍的王夫之的隐居著述之所不远,临境感事,对曾国藩推崇王氏之学不会没有一些影响。在此学习期间,曾国藩取名子城,字居武。
  ……

前言/序言

  历史长河,滚滚滔滔,吐故纳新,承前启后。
  于今我们回溯一百几十年前的史迹,岂不已有隔世沧桑之感?那个时候,中国还处于最后一个帝制王朝在内忧外患中极力挣扎甚至梦幻“中兴”之际,“时势”造就出的一班所谓“中兴名臣”,在那段历史上也确实演绎了非同寻常的社会和人生“大戏”,既反过来影响“时势”,同时也塑造个人。《曾国藩传》传主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这样一个人物作传,在审视其本身的同时,也能连带地看其所属群体,察览世态,自然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于业已逝去多年的传主而言,当然只能通过史料中介去认知他。关于其人的史料遗存可谓数量丰富,质亦较高,于此有着良好的成传条件。并且,因为其人的身份地位、社会角色和人生特点,不管对他的认识曾有的反差和现存的分歧有多大,他总会成为世人所经常关注的对象,少有真正淡出视野的时候,甚至时或成为“热点”。就关乎其人的论著而言,“古”往今来,可谓夥矣!除时人所作,我们可视为“史料”而外,即使今人之作亦复不少。平时尽量搜罗阅览,从中受益。之所以不揣浅陋,还敢再添其一传,是鉴于传主实在是个复杂多面的人物,所留历史信息资源丰富,审视和解读的空间广阔而回旋余地颇大。虽说作“全传”决不能略其“大面”(这是一般都能注意到的)而专挖偏角,但觉得不管是从总体立意还是具体操作上,还都是有“新”可求的,故有此一试。
  曾国藩由一个传统士子,历经多年寒窗,得以登科入仕,又终成举足轻重的大员,军务、政事自然成为他履历中的要项;然而,读书向学又是其终身不泯的倾心挚爱,即使在戎马倥偬、政事繁复之际也难舍难弃,在学术、文化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他身处官场政坛,牵连于复杂的人际,终不能不顺应“官道”,取法权变;但他一直又注重修身养性,以“进德”刻刻自励,成为当年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他为朝之重臣、邦之梁柱,身属君国,志存“公忠”;而对身家之事也常萦心头,既有的放矢地力持齐家之道,又殚精竭虑于自身和家人的安危祸福,如此等等。在那个年代,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也许可谓官僚士大夫们的“通箴”,但真正像曾国藩这样,在相关各事上都留下系统言说和践行实迹的“全才”并不多有。或可以说,他是那个“畸形”王朝的一个“百科《曾国藩传》”式的人物,在政事、军事、人事、德事(修身)、学事、家事等方面,都有值得关注的表现。而这些事项,又可综合归纳人“社会”和“人文”所属的两大门类。窃以为,无论忽略哪一个门类和事项,都难得见其人全貌。
  进而想来,上述举及的诸多方面,岂不是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并存的复杂的矛盾体吗?其实,在曾国藩身上,“矛盾”现象是非常凸显的。这除在上列事项中可以体现外,再譬如说,他既是传统的卫道士,又是洋务新政的先导之一;他既残酷无情地镇压起义民众,又绝非纯然欺饰地鼓吹“爱民”之道;他既看重人为奋斗的作用,又摆脱不了天命、迷信的困惑……面对这一切一切,无疑需要我们正视矛盾,辩证分析,如实而又合理地揭示其人的这种复杂情状。就此而言,由表及里地体悟其人的精神韵致也非常关键。这一点,似乎可以从“画论”中获得灵感,而其“形”“神”关系之论,应该是最值得揣摩的奥旨深含之点。古今这方面的言说可谓多矣,不必烦琐地引证原文了吧,从其要旨上体悟,似可概言:形神相依,不能截然分割,但两者又相对独立,有层次上的低、高和把握上的易、难之别,应求取以形写神,由形传神,形神兼备,神超乎形,以神摄形。作画如此,那么,借鉴到写人物传记当中,“形”、“神”当为何指?似可谓,“形”者,乃“静态的表象”;“神”者,则为“内在的韵致”。本传当中,为了做到由“形”入“神”,复活传主“内在的韵致”,故而特别注意“心态史”方面的探察,以及关键细节上的发掘,还有基于史实和逻辑规则的合理推演。
  人物研究自然包含价值取向,所谓“评价”,或可视为研究中的要素之一,然而,又绝非唯一,似更不应作为最紧要的指归。不妨从一个例子引申来说:当年梁任公交代他写《李鸿章传》的立意,说传主“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势不得不口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这显然是鉴于李鸿章其人的历史地位,要把为他所写之传,作为知其人与察其世双向贯通的一个“中介”。故梁氏言其所作李传,“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而书成之后,又有《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别名。想来,尽管曾国藩与李鸿章在世时间上的先后、长短不同,具体履历有异,但他们同属梁任公所谓中国近世史上的“第一流紧要人物”,当无问题。因为他们有这等历史重要性,不了解其人,就难知晓其世;同样,不了解其世,也难真正认识其人。既然如此,我们岂不该把为之作传,既作为察其世相的一条引线,又将与之连带的世相作为凸显其人真貌的必需背景?若是如此,那么,给其人戴顶什么“帽子”,作个怎样的“鉴定”,也就是不必刻意追求的事情了。窃以为,简单地胶着于“评价”,自会障碍研究的深入,甚或陷入迷误的泥沼,那种“贴标签”、“跳两极”、“压跷跷板”之类的滑稽游戏,起码与此种迷误不无关系。《曾国藩传》的写作中对此保持应有的警惕,将着力点放在具体地揭示人物的言行、心理表现和相关社会情状上,总体上尽量淡化“评价”,寓“评”于“述”。当然,也决不排斥和回避结合历史情节的具体“评论”,将“论”与“述”的有机结合和融通作为基本手法之一,即使稍带一点“评传”的味道亦未尝不妥,只是力戒空泛玄虚的、生硬武断的、尤其是非学术语境的“政治鉴定”式“评价”而已。
  《曾国藩传》定位于学术性的历史人物传记。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基于扎实的史料基础,注意对材料的审查辨析和合理解读,对传主作不仅“形似”更要“神似”的展示——这是本传写作的最基本立意。同时,也不忽略表现形式上的用心。就结构布局而言,鉴于时序是事物最为基本和自然的发展线索亦逻辑线索,故此传以接续的“时段”来设计“章”序,而每章所含的若干“节”(未出现“节”的字样,以数字一、二、三……表示),其内容可谓分属不同的“事类”,大多“节”所述事体,基本上就在所属“章”的时段之内,但也有些“节”的涉事内容需要前溯后延,有所穿插、跳跃,以求集中,不宜拘泥。这样,即在主线上依从了时序,又可避免“流水账”式的散乱杂陈。文字上,则有追求典雅而又活泼灵动的努力,相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古语诚有至理。其实,曾国藩之辈堪称文字高手,故《曾国藩传》中特别注意精选引录原文,这当不失为原汁原味“原生态”地展示相关情境的必要手段。
  以上算是关于拙著写作立意的一番交代。当然,笔者深知,立意的追求并不等于实现,作如此交代的目的之一,便是为给尊敬的读者审查赐教提供参照。
  自信并非蛇足的“务虚”话语就此打住,接下来就让我们“入实”地具体观摩传主在那个特定舞台上的“表演”,同时也不忘追踪他隐深之处的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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