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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传记。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先生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三松堂自序》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成长、求学教学过程以及对“旧邦新命”的殷切瞩望。

内容简介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一九一八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一九二○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师从杜威、伍德布里奇等名师,一九二四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菩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他毕生的事业可以概括为“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他以《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和《贞元六书》等著作,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能够建立自己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是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杰出学者。
  《三松堂自序》是冯友兰先生的回忆录,是冯友兰先生的自传。
  《三松堂自序》是世纪哲人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眸自己学林春秋的自述传记。历尽百年沧桑之后,冯友兰先生以一种淡定的态度,娓娓道来自己求学,治学的经历,同时也展现了作者面对那个西风落叶的时代所怀有的心态,以及同时代一批学人轻舟激水,奋发图强的精神。《三松堂自序》分社会、哲学、大学、展望四部分,分别叙述了作者的人生经历,学术成长、求学教学过程以及对“旧邦新命”的殷切瞩望。

目录

自序
一社会
第一章清末帝制时期
第二章民国时期
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二哲学
第四章20年代
第五章30年代
第六章40年代
第七章50年代及以后

三大学
第八章北京大学
第九章清华大学
第十章西南联合大学

四展望
第十一章明志

附录
冯友兰先生年谱简编
第二次校勘后记
再版后记

精彩书摘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作得很好。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
  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
  击壤作尧民。
  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三松堂自序》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前言/序言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三松堂自序》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揆之旧例,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
  “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日: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
  冯友兰
  198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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